话再回到福柯的文章。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谈康德意义上的“启蒙”。在福柯那里，“启蒙”被理解为一个把人们从“不成熟”亦即“在我们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却接受别人的权威”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过程。那么，我们在今天是否已完成了这一解放过程？问题就在这里。因此福柯就从康德那里回到了当下：面对人们所热议的“现代性”问题。正是在这里，福柯独特的眼光和精神气质体现了出来。与那种把“现代性”规定为一个时代或一组时代特征的通行做法相反，福柯问到：“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
那么，福柯所要想象的是一种什么“态度”（attitude）？这一次，他推举的是诗人波德莱尔。当波德莱尔把“现代性”定义为“短暂的、飞逝的、偶然的”时候，他比任何同代人都更敏锐地体现了一种现代的时间意识；但是在福柯看来，对波德莱尔而言，“成为现代人并不在于认识和接受这个永久的时刻；相反，在于选择—种与这个时刻相关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并不是对现时代的顺从和认同，恰恰相反，这种态度“存在于重新夺回某种永恒的东西的努力之中，这种永恒之物既不在现在的瞬间之外，也不在它之后，而是在它之中”。
这就是福柯试图推举的“现代性”。在一个日趋破碎、混乱的当下，他使波德莱尔“英雄的”一面展示在我们面前。他通过这位现代文学的先驱告诉我们，与许多人理解的相反，“现代性”并不是对现时代的盲目认同，它不仅是一种对于飞逝的现在的敏锐意识，它其实还是一种把现在“英雄化”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往往带有一种徒劳的意味。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受到激励的原因。福柯以他强有力的论述和洞见，再一次逆转了人们对“现代性”的看法，并使一种话语的可能性如一声召唤那样呈现出来。的确，我们怎样面对当下？是屈从于现代生活的消解性力量，还是奋力从虚无中创造出意义？近些年来，人们对“后现代”的拥抱，对于原有的神话、价值和意义的消解，已使我们回到一个所谓“平面”上来。但是，当一种浅薄的“后现代”风尚挟裹着我们前行的时候，我们是否已忘了我们应“有所选择”？我们为什么写作？是为了给一个消费时代做一些文化点缀，还是坚持逆流而上，以我们自身的方式加入到世世代代的诗人对其“天命”的承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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