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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古罗马帝国的辉煌》
在安库斯执政之前，罗马是一个纯粹的内陆小邦；自从安库斯打开了台伯河的出海口之后，罗马就可以像希腊城邦一样面向宽阔的海洋了。
前面的这四位罗马国王，拉丁族和萨宾族各占两位，他们都为罗马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从第五位国王老塔克里乌斯开始，一直到后来被推翻的第七位国王“骄傲者”塔克里乌斯，都是来自伊特鲁里亚族的统治者。这里面可能蕴含着一段伤心的历史，即罗马人被北方来的伊特鲁里亚人征服了。
老塔克里乌斯还在七丘之中最高的卡庇托尔山上修建了朱庇特神庙。努马执政时期曾经修建了雅努斯神庙，到了老塔克里乌斯执政时期才开始修建朱庇特神庙。他不仅把国家金库设在朱庇特神庙中，还把朱庇特确立为罗马各部族共同信仰的最高神灵。老塔克里乌斯的大兴土木极大地推动了罗马工程技术的发展，城市建设也不断地推进和更新，所以有人说罗马最初就是一座伊特鲁里亚人的城市。
塞尔维乌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像梭伦一样废除了原来的氏族部落，按照地域原则把罗马划分为四个城区特里布斯和若干个乡村特里布斯（此时的特里布斯已经不再是血缘意义上的“部族”了，而演变为地域意义上的“社区”），再在行政分区人口普查的基础上，根据财产资格建立起百人团制度。这样就使得按照地域原则划分的社区成为罗马的行政单位，建立在氏族关系上的库里亚大会的政治功能也逐渐被建立在财产资格上的百人团大会( Comitia Centuriata)取代。
由于他们拥有大量的家族成员、门客，这些人都具有罗马自由民的身份，所以这些家族成员和门客与主人共同组成百人团，这样就形成了贵族和富豪们的庞大势力。在罗马，一个大地主或大富豪往往拥有成百上千名属下，而平民却只有自己一个人，所以第一等级的百人团数目比其他几个等级的百人团数量总和还要多。
罗马王政时期最初几位国王的政治建树和丰功伟绩，或多或少都掺杂着一些传说的成分；然而塞尔维乌斯的这些业绩却是真实可考的，罗马国家的面目在塞尔维乌斯时代，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如果说修建城墙构成了罗马城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那么百人团制度则成为罗马国家基础性的政治设计，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奠基工作，一个朝气蓬勃的罗马如同初升的旭日一般在七丘之上喷薄而出。
罗马王政时期经历了七个国王的统治，历时 244年。到了公元前 509年，罗马人民在贵族们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推翻了最后一位国王“骄傲者”塔克里乌斯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共和国。
瓦列里乌斯立法的第一要点，就是共和国坚决不能容忍任何人成为国王。该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人自立为王，人人得而诛之。”由于罗马人是通过革命推翻了国王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因此共和国决不允许任何人再度成为国王。
正是由于共和国最初是在贵族的领导下开创的，所以贵族元老们始终与专制君主不共戴天，一直到他们逐渐在财富和权欲的腐蚀之下丧失了道义和德行的时候，共和国晚期的野心家们才找到了可乘之机。
罗马共和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共和制是一种既不同于王政，也不同于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全新的政体形式。罗马共和国是一种混合政制，主要体现为元老院、公民大会（后来为平民大会）和执政官这三个政治要素之间的权力关系，其实质即为贵族与平民这两大利益集团之间权力博弈的动态平衡。
公元前 6世纪下半叶，库迈城邦的僭主阿里斯托德莫斯( Aristodemus)打败了北方的伊特鲁里亚人，在希腊人的帮助之下，罗马人也顺势从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之下获得了解放，推翻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国王，建立了共和国。
“我们已知的政体有三种，即王政、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如果你问罗马人，他们国家的政体属于其中的哪一种，估计无人能回答。 “如果眼里只有执政官，看上去像王政；如果只注重元老院的作用，大概有人会说是贵族政体；如果只重视平民大会，这人一定果断回答是民主政体。……然而，罗马政体正是这三者的统一体。”
由于罗马共和国是在推翻君主专制的基础上创建的，广大民众尤其是贵族阶层对国王深恶痛绝，因此，罗马人就在长期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逐渐探索出一条既要杜绝君主制，又不同于民主制的共和制。这种共和制的实质就是由贵族占据权力支配地位，同时保障平民政治权利的混合政制。
质言之，罗马共和政制既要保证贵族掌握国家权力(power)，也要保障广大民众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right)，实现贵族权力与平民权利的协调与平衡。
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人开创的混合政制的特点恰恰就在于三种“正宗政体”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辩证统一，这种不断调适的混合政制就是“共和”，在其中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通过相互对抗和协调而实现了一种动态平衡。这样一来，波利比乌斯就用动态平衡的罗马“共和国”取代了中庸和谐的希腊“理想国”。
到了共和国的后期，随着国家版图的迅猛扩张，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开始出现，罗马传统的制度设计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了。于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就迅速走向了白热化，罗马共和国已经无法应对新的危机，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向帝制的转化。
血统贵族和骑士（财富贵族）共同构成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统治阶层，他们也是共和国最早的公民，被称为“优秀者”( Optimates)。“优秀者”就意味着，从王政时期一直到共和国中期，罗马贵族不仅血统高贵、地位显耀，而且也具有崇高的德行，有道义有情怀，为国家勇于担当，视死如归，为平民百姓树立了英雄典范。
从公元前 494年到公元前 287年，罗马的平民曾经发起过三次脱离运动，这三次脱离运动对贵族专权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为平民争取了重要的政治权利。
质言之，罗马共和国是理论上的人民主权和实际上的权贵政治。以元老院为代表的罗马权贵始终掌握着国家政权，并且不断地将社会上的成功者和精英人士吸收进贵族的行列。执政官的职位长期垄断在血统贵族和财富贵族的手里，一些通过出任保民官而在政坛上平步青云的平民政治家，和那些靠着掌握巨大财富而问鼎政界的骑士阶层一样，很快也通过跻身元老院而成为罗马新贵，改变了此前的政治立场。由于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所以罗马元老院和贵族阶层可以常变常新，不断地适应共和国的发展变化，成功地应对各种时代性的挑战。坚持贵族阶层的政治领导，同时又不断地通过立法来向广大民众让渡部分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成功发挥共和制或混合政制的政治优势，让全体罗马人民在贵族的政治领导下齐心协力地对外扩张，这就是罗马共和国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创造辉煌的根本原因。
在公元前 133年以后的 100年间，经过选举产生的 200位执政官开始被更多的家族分有，拥有执政官头衔的家族数量大大地增加了。这种变化意味着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权力正在逐渐流入骑士或平民豪门之手，这些平民豪门通过建立军功或者创造财富而跻身元老院，日益与传统贵族相融合（通过家族联姻的方式），成为共和国领导层中的新生代。
随着贵族政治权重的下降，罗马共和国也日益跌入权力危机和社会动荡的深渊。共和国最初是由贵族领导而建立的，元老院一直是共和国政制的压舱石和传动轴。一旦元老院的政治功能减弱，贵族阶层的集体领导力就会下降，这就为那些借重军权和民意来实现个人野心的集权者或独裁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为共和国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自从公元前 287年《霍腾西阿法》颁布以后，平民大会的决议就构成了罗马私法的重要来源。私法主要涉及个人财产和经济利益方面的权利问题，《霍腾西阿法》将平民大会的决议提升到立法的高度，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平民的经济权利。由平民大会来负责制定和颁布私法，就如同由元老院和执政官来掌握国家的公权力一样，二者共同使罗马各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抗争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
利益攸关的罗马贵族们达成了一种默契：任何未经贵族阶层认可的集体，擅自推行取悦于平民的改革措施的政治家，都具有图谋不轨和觊觎王权的嫌疑。这种默契来源于罗马人对君主制的深恶痛绝，在领导人民推翻暴君统治的罗马贵族们的眼里，居心叵测之徒往往都是通过笼络民心来实现集权专制的野心。这种看法固然是出于维护阶级利益的立场，但是也确实道出了部分的历史真相——在共和国晚期，马略和恺撒等人果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推行一些取悦于平民的改革政策，最后依靠平民和军队的支持而削弱了元老院的权力，最终颠覆了共和国。
在公元前 367年《李锡尼-赛克斯法》颁布之后，一位曾经五次当选独裁官、因战功显赫而举行过四次凯旋式的罗马大英雄卡米卢斯，为了庆贺该法律的颁布，表彰罗马平民与贵族的团结和谐，下令在罗马广场上修建了著名的协和神庙。
卡拉卡拉皇帝为什么会这么慷慨？因为此时的罗马早已从共和制转变为帝制，公民既不再享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也不用履行服兵役的义务，但是必须承担纳税的义务。此时的罗马公民权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成了一种让公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虚名和累赘。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卡拉卡拉皇帝之所以慷慨地把罗马公民权赋予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承担纳税的义务，以便更加广泛地搜刮民脂民膏。事实上，随着罗马共和国逐渐衰落以至转化为帝国，罗马的公民精神也日益沦丧，光荣的罗马公民已经蜕化为卑微的罗马臣民了。
到了共和国后期，当那些拥兵自重的执政官（马略、恺撒等）开始倒向平民一边，利用人民的支持来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时，元老院就逐渐被架空，共和国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在共和国的权力博弈过程中，元老院就如同一张晴雨表，元老院功能强大，共和国就兴旺发达；元老院大权旁落，共和国就要面临灭顶之灾了。
罗马平民与贵族的政治矛盾、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冲突，以及罗马公民与非公民自由人的身份抵牾，这三对矛盾如同梦魇一般始终笼罩在罗马共和国的头顶上，推动了罗马社会一次又一次的权力博弈和改革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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