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复兴的旗帜【魏源】（上）

第五章第二节：

湘学复兴的旗帜【魏源】

如果说因为邓显鹤在乡邦文献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而对湘学复兴起了推手作用的话，那么，比邓显鹤年轻十七岁的同乡后辈魏源就是湘学复兴的旗帜与标杆。他以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启蒙思想家，最早“睁眼看世界”者之一，近世经世学风的倡导者、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的身份，成为湘学的领军人物。因为嘉道乱局，为他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在文化方面替他从事自由思想提供了机遇。

魏源，原名远达，字良图，又字默深，乾隆五十九年（1794）生于湖南邵阳县金潭乡（今隆回县司门前镇）一个小官吏家庭。父亲魏邦鲁是个监生，当过巡检。祖父是个贡生，隐居不仕，力田经商，家称饶裕。后因白莲教在川楚造反，影响到魏家的商务，收入锐减，由富转贫，让魏源在幼年即尝到人生疾苦，萌生了爱国忧民的因子。

魏源生性聪颖，七岁即入家塾读书，攻习《四书》、《五经》及属对吟诗，学习八股文写作。九岁时至邵县城应童试。参加童试者八股文应能完篇，而写作八股文的基础是要对《四书》、《五经》了如指掌，对程朱注释烂熟于胸。这说明魏源对经书已相当熟悉。嘉庆十三年（1808），十五岁的魏源考中附学生员即秀才。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科举路，以精研儒家经典，写作八股文、试帖诗为主课，形成了他早期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经学观。
十七岁时，被学政徐松取为廪膳生员。十九岁在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时参加拔贡考试，录为拔贡。乾隆后拔贡十二年一考，全省各府、州、县学中历属岁、科试考取经古及一等最多者方具备入考资格，于科考生员后举行拔贡考试。共试两场，第一场试《四书》文二篇、经文一篇；第二场试论一篇、策一道、判一条、五言八韵诗一首，均即日交卷。拔贡极难考，取中者多为有学之士。魏源就被学政汤金钊用“访其行谊，观其容貌，接以言论，合之文学”（汤金钊《寸心知室全书》卷五《嘉庆癸酉科湖南拔贡齿录序》）的方法选拔出来的。
魏源因取录为附学生员、廪膳生员及拔贡均成绩突出，故受到三属学政李宗瀚、徐松、汤金钊的赏识。这三人都是学识渊博的名翰林出身，他们都尊奉程朱理学，徐松还是清代西北边疆地理学的开山之一，汤金钊则为理学名臣。而光耀师门，谨守师承，就是魏源奋力向学的动因之一。从魏源在这一阶段笃信程朱理学，意欲经世就可看出他受到过他们的影响与促进。

在岳麓书院不到一年的学习，也是形成魏源前期治学价值取向的原因之一。

岳麓书院是宋代理学宗师朱熹、张栻讲学的地方，有着浓厚的理学学风与传统。魏源在学时岳麓书院的山长是名翰林出身的袁名曜。他笃崇程朱理学，且辩才无碍，遇事议论风发，被两江总督陶澍等称为“楚南人物”，深受湖南学界和书院学员尊敬。魏源通过八股文写作本就对程朱理学有了研究，到这个理学风气浓厚，院长又大力鼓吹的地方，自然对程朱理学的钻研就更加深入，成绩也愈加突出。

在这一阶段魏源还初步树立了经世致用的思想。

岳麓书院又有浓郁的经世致用学风，恶空谈重实学是其传统，山长袁名曜即擅舆地、算学。在这里，魏源与其同窗好友，很受徐松赏识的郴州才子陈起诗开始钻研经世之学，探究天下利病。他们常在一起学习天文、地理、财赋、兵阵、礼乐、算数、佛道家言。虽然未有突出成果，但经世理念即已扎根心中。

以程朱理学为治学基础，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取向，湘学的两大特征在取得科举资格的生员考试过程中，魏源已经获得，这就为他今后的治学取向指明了门径，也为他成为湘学复兴的旗帜打下坚实的基础。随着他踏入十一年的乡试之途，其治学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开始融贯经典，以期通经致用。

按照制度，从嘉庆七年起，各省拔贡俱限令于次年五月到京，六月初旬要参加礼部朝考以确认拔贡资格。名列一二等者可授七品小京官、知县或教职，其馀准贡不授官。魏源当然不能违反规定，故于嘉庆十八年（1813）冬或次年初，与其欲起复江苏巡检之职的父亲北上赴京应拔贡朝考，开始了他漫长的科举乡、会试考试岁月。

有学者认为魏源举明经后却未曾入都，是不懂拔贡省里考中后必入京朝考的规矩。事实上魏源肯定参加了嘉庆十九年的拔贡朝考，只因未考上一二等，未曾授官，故无记载而已。否则不可能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参加丙子科顺天乡试。因为清制，顺天乡试除顺天府所属各府县生员准考外，外省考生必须是属于各省之贡监生与拔贡生在京用小京官，在外用知县，到省后未经委署告假回籍者，办好一系列印结手续，才能参考。魏源能参加乙亥科及其后二科顺天乡试，就表明他经过朝考确认了其拔贡身份并例送国子监成为贡监生。只不过嘉、道后坐监制度废弛，拔贡既有廷试可以进身，入监肄业等于虚文。故魏源在京并未入监学习，而是留京以备丙子科乡试。为解决生计问题，便给湖南同乡京官们打工坐家馆，教他们的子弟读书。

魏源在应拔贡朝考之后留居北京，是为了参加次年的乙亥科顺天乡试，免得到时又要从湖南赴京，往返折腾，既费钱又耗时，便借居京都，一方面练习八股文备考，另一方面则结合写作八股文的需要，对《四书》、《五经》作专深的研究。这从他在居京期间曾与乾、嘉年间最负盛名的八股文大师、理学名家姚学塽，理学家董桂敷、陈亢等求教即可看出。魏源在《归安姚先生传》中说姚学塽“其文章尤工制义，规矩先民，高古渊粹，而语皆心得，使人感发兴起。有先生而制义始有功于经，当与宋五子书并垂百世，远出守溪（王鏊）、安溪（李光地）之上，盖自有制义以来，一人而已”（《魏源集》，第357页）。魏源的八股文也有姚氏之风，遵明代盛时法，出语皆为读经心得体会，时可补传注之不足，有功于经，且高古深邃，能让人有所领悟。魏源八股文能得姚氏心传，足可看出，这次居京，主要是研经写作以应考。湖湘学人特别是经世学派都有走科举路，仕进以求事功的功名心结，魏源也是如此。如果不入仕，如何去经世致用？
抵京后，他将学习的主攻方向定为研习八股文及《四书》、《五经》。他以名家为师，学有根柢，人又聪明刻苦，学识增长很快。汤金钊有一段时期不见魏源，以为他病了，便上门去看他。结果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魏源在从事古本《大学章句》的研究，撰成了《大学古本章句疏证》。

《大学》是《四书》的基础之书，八股文的试题库之一。朱熹的章句，更是八股文发挥时必须秉持的思想。故明、清士子无不将该书及章句反复诵读，精心揣摩。魏源在京时精心为古本《大学章句》作疏证，其为弄通程朱理学以便写出高质量的八股文之用心已昭然若揭。据董桂敷在为魏源作《大学古本章句疏序证》中说：“魏君私笃信朱子之学者也。”魏源此书“以所分析，合之朱子章句，复参之朱子平日论说，靡不通贯。于是，遂以章句为主，而为之疏证，纬以《或问》、《语类》、《文集》，间及近代诸家之说，与章句相发明者，有未尽则己意申之”。就是说魏源该书以朱熹《大学章句》为主，将朱子其他著述及近代诸家所述能与章句相发明的言论集中起来融会贯通，予以疏证，有未说到的还以自己的心得加以阐发。所以经学造诣很深之董氏说：“观其思之精，识之卓，援引之详明，论说之确当，实有近代诸家所未及者，以此羽翼经传，阐发章句，功良伟矣。”（董桂敷《自知室文集》卷二）由此也可看出魏源对程朱理学研究已达很高层次，以这样的经学水平来写作八股文，其文当可以和姚学塽一样，“语皆心得”，“有功于经”。此书他后来在拜见姚学塽时呈上请教，姚说：“古本出自石经，天造地设，惟后儒不得其脉络，是以致讼。吾子能见及此，幸甚。惟在致力于知本，勿事空言而已。”（《魏源集·归安姚先生传》）以姚氏对儒家经典及程朱理学的精深贯通，以其为人之方正，对魏源该书能作如是评价，可见此书确达相当水准。

此次在京，他治学开始了向广采博取的路径行进，还在融贯程朱理学之后，又开始向对《毛诗》有专深研究的胡承珙请教汉儒家法。还向大学者刘逢禄请教《公羊春秋》，走上了治今文经学的道路。

《春秋》一书历来被儒家视为经世治乱的经典，孔子寓微言大义于褒贬之中。“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因其有“三世说”、“三统说”的微言大义可匡时经世，近代有社会改革思想的学者多借它来作宣扬社会变革的工具。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无不如此。

魏源幼时家庭由富转贫，已经感受到了清代官场腐败造成的社会问题；首次北上赴京赶考，又目睹了北方农村的惨况及河南李文成率天理教教民起事造成的社会动荡，开始萌发非进行社会改革不能救国的意识，故对《公羊春秋》产生了兴趣，与刘逢禄在《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所揭示《春秋》“大一统”、“王鲁”之大义，造就强势天子的思想一拍即合，从而以刘逢禄为师，走上了今文经学，特别是《公羊春秋》研究的道路。后来他写了《书古微》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的微言大义；著《董子春秋发微》来阐发西汉董仲舒对《公羊春秋》微言大义之研究成果，无不秉承刘逢禄“务通大义，不专章句。由董生春秋窥六艺家法，由六艺述观圣人之志”（《清史列传》卷六十九）的思想与方法而加以发挥。故后来受到湖南治古文经学，宗奉程朱宋学的叶德辉等人的功讦，骂魏源不治小学，不讲训诂，不识字而曲解圣经。皮锡瑞也在《经学历史》中指出了魏源这方面的错误。《尚书》、《春秋》、《诗经》列于科举必考的《五经》之中，魏源对这些书的深入钻研，都在其参加乡、会试期间。虽然它掺杂以今文经学的方法来阐发其微言大义，但魏源已有深厚的程朱理学根柢，并力求将两者融合，故于他写作八股制义，以发挥孔、孟书中之微言大义，收到新颖醒目的功效应大有补益，我们理所当然的可把这种研究视其为是应科举及经世所作努力，而不单纯是为学术而学术。

在北京期间，他还与董桂敷、龚自珍等研究古文，使其古文沉雄而有理致。古文写作是一个文人学者必备的基本功，也是八股文写作的基础。清代八股文写作的主流就是沿用明代开创的“以古文为时文”的方法。故魏源在应乡、会试期间对古文辞的学习与研究，也不能排除有为应试之目的。

魏源这次留京备考，还有一件未引起学界重视之事，就是他对元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及明大儒刘宗周《人谱》按己见进行了修改。这两种书“程、刘两先生当日皆经数番手定，行世已久，后儒不敢有所增损”，而魏源“私自删改其辞句，更易其篇次”，陆陇其之后序，他也加以删改。董桂敷在读其书后，给魏源去信加以批评，怕他此举将引起“丛诟”，更重要的是怕“不幸将来有识量远不逮足下，而师足下之轻改先儒成书以为著述者，则是吾道中又添出一种无忌惮路径，关人心术尤为浅鲜”（董桂敷《自知室文集》卷一《与魏默深书》）。可能是听了董氏之劝，魏源未将其出版，但此举表明魏源，包括近代中国一些有意社会变革者如康有为，为制造变革的根据，有不惜删改曲解前贤名著以就己意的毛病。这是一种极不负责的学术态度。虽然这两种书没有出版，但魏源的这一思想并未改变，他以后的一些著述都存在着这种曲解先贤思想以就己意的做法，受到了学界的诟病，也降低了其学术价值。

嘉庆二十一年（1816），魏源参加了丙子科顺天乡试。因现存资料没有记载，魏源研究者们把这一经历付之阙如，或揣测其可能参加过这次乡试。

其实，只要从清代科举制度的角度加以考析，再从湘学经世派无不欲取科举功名出仕以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以及一个穷书生靠打工维持简单生活是为什么这些角度进行综合观察，即可肯定魏源参加了这次乡试。

由于魏源经过朝考取得了拔贡身份，他就能够以贡入成均的资格参加顺天乡试。顺天为京畿之地，乡试所取举人名额比各省多。而且国子监贡生来自各省，他们获得了在京都乡试的特权。这样的机会，热心功名的魏源岂能放过？据魏源《李希濂墓志铭》说：“嘉庆十有八年，提督湖南学政萧山汤侍讲贡士八十馀人于朝。明年，桂东李君克钿试毕出都。”若无意参加乡试，他岂不会与其好友李克钿在参加了拔贡朝考后即返回湖南，而要留京三年，过着打工的贫苦生活？就是因为他要应下科乡试，京中有经学名家，又有八股文高手，自己可不时请益切磋，以提高其经学水平和八股文写作能力。所以尽管长安居，大不易，他还是选择留京参加乡试。即便考不上也可获得下场必需的知识与体验，有利再战。但京都毕竟不是一个穷书生久留之地，所以丙子乡试后不久，他即离京归乡。那个年代，冬天本是不宜长途跋涉之季节，他偏偏选择在乡试之后的冬天才出都，也证明他是参加了乡试，否则，大可选秋日南归。总之，他是参加了乡试，但落榜了。

回乡后他应辰沅永靖兵备道姚兴洁之召去辰州，纂修《屯防志》及《凤凰厅志》。这是他从事史志著述之始。

此后，他两次又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虽文理优长，却限于额数，都只取录为上副榜的“副贡生”，是清代五贡之一，但无参加会试的资格。道光二年（1822）乡试，魏源又参加了，由此可见他对考中举人的执着，这也是表现出两次考中副榜让他对自己八股文功底有了充分的自信。果然，这次他成功了，其首题文《居之无倦，行之无倦》得到了考官的一致赏识而被取中为这一科的第二名。因顺天乡试有硬性规定，第一名只能取直隶各属籍的考生，南方各省籍的考生只能取中第一名之外的名次，如第二名为南方省籍的人取中，人们便称之为“南元”，即南方省籍的解元，即南方考生的第一名。

魏源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首题文，出自《论语·颜渊》，学界闻之已久，却觅之不得，十年前，笔者在搜集八股文时曾搜得该文，现将其略加解析以示天下。

这个题目，是孔子答子张问政之言。政，是治人之道。居，是存诸心者。倦，是倦怠。行，是施诸事者。孔子这两句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政虽多端，皆由一心以为之根本，未有始终表里一于诚而政有不举者。这个道，小可治一邑，大可治一国，又大可治天下，虽圣人之至诚无息也不过如此。有为政之责者，能不知所务吗？

魏源此文即发掘出孔子二句话中的真蕴加以发挥，真正做到了发其微言大义，可补传注之不足。他在破题二句中说：“合内外而一于诚，论政而学寓焉。”一下就点破了其核心：为政要始终表里一于诚，且于“政”又加入了“学”的内容，这就是其心得体会。承题则将“倦”、“忠”、“学”都与诚联系起来；“夫无倦、以忠，莫非诚也，为学然，为政何独不然？子故合居与行而为子张示之也。”起讲则“入口气”，以孔子的口吻来讲述：“曰：‘王者之为政也，先天下而倡始，又后天下而持终。故主敬之修，天子与儒生同出，而与天下相见，亦入而与一心相谋。故戒欺之志，王道与圣功同。吾试为子言政。'”起讲将王道与圣功、天子与儒生联系在一起来言为政当一于诚。正文部分，用两大股，即对偶的两大段，层层深入，分别阐发为何为政要居之无倦，要怎样无倦，为何要行之以忠，要如何以忠的道理，引经据典，笔力遒劲，理足气充，依据程朱传注，将孔子之言的内蕴发掘无遣，又有所发明，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且行文格式无不中规守矩，故取为“南元”是当之无愧的。由此可知，科举之路，特别是自十五岁考中生员以后的十四年，为考取举人，他对程朱理学的钻研及八股文的写作均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以理学为根本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已经基本确立起来。他治今文经学，树立经世致用学风，只是“用”而非“体”。

魏源这份闱墨，被选家称为“层次清而气机旺也，心、精、力果足扫千人”（《墨海探源》该文尾评，德粹山房道光年刻本）。

魏源在顺天乡试中南元，湖南人都以为骄傲，湖籍京官纷纷为之贺喜，连远在湘中的邓显鹤也在寄唐鉴的诗中称赞“魏子举京兆，褒然作南元”，由此可见经世派的湖南学子对科举功名的重视。魏源由此而名闻天下，以致世人以“记不全，问魏源”来称赞他的博闻强记，学识广博。

中举使魏源进入了一个治学的新时期：广学博取，经史并重，注重实用。

在经学研究方面，他完成了《诗古微》二卷的写作。此书依据朱熹《诗集传》中杂采汉魏古书，搜集齐、鲁、韩三家诗义以释《诗经》的方法，广辑齐、鲁、韩三家遗说，发挥三家《诗》中的微言大义，以阐发汉代经学家解释《诗经》的古义。刘逢禄在《诗古微序》中指出魏源“治经，好求微言大义”的特点，而阐发经书的微言大义，也是清代八股文写作最重要的原则。可见魏源治经“好求微言大义”及依傍朱熹治学方法，是他在追求科举功名时为八股文写作所作的基础性工作，因这种治经方法即是科举学之组成部分。魏源尚未走完其科举之路，中举只取得会试通行证，为进士功名他不得不如此。
这一时期，他还写下了他的成名之作《默觚》。此书中的《学篇》与《治篇》，为魏源论文学与政治的代表作，内容丰富，表明魏源治学已开始转向关心时事，注重经世实学。《学篇》在论学时涉及许多哲学问题，有着辩证的内核。

魏源在此时的治学活动与思想，表明他由专治宋代理学到汉宋兼治，进而汉宋融贯以致用，初步形成“以经术为治术”的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