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上海人

幸福的上海人

有一首老歌，《我想去桂林》。歌中唱道：“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别太悲观。本人既没多少钱，也没多少空闲时间，却也有幸到过桂林几次。

公司福利好，组织职工到桂林旅游过。

湿漉漉的漓江真美，都说漓江之美，美在那明净如镜的水。可我总觉得，这清澈宁静的水，要是离开了漓江两岸那翠绿翠绿的、长相是千奇百怪的、秀丽得却又是风情万种的、险峻得不大有人敢攀爬的山，那也就比不得江南水乡的水了。因为每到枯水期，江水少的地方，可怜得河床都遮不住。桂林的水，缠绕在千姿百态、娇媚无比，可又闷骚十足、各不相连的山与山之间。山色倒影其中，仿佛水里住进了许多迷人的妖精，这水才有了灵气，才有了看得摸不得的意境。

说说我们家乡锦绣江南的水吧，要说的是从前未被污染的水。弯弯的小河，河水也是清澈见底的，流淌得没有急吼吼的，一直是满满的。小河上每隔一段都枕有方便出行的小石桥。小河怀抱着的是一座座半梦半醒的披挂着浓荫的村落。低矮的房顶上，炊烟袅袅。我爱晨起到河边刷牙，然后望着水面上涨满的仙境般的白色矮脚水雾发呆。

“印象刘三姐”，那是老谋子导演的一台真山真水作舞台、作背景的大戏。桂林的秀美的山水与广西独特的民间文化相互印衬，仿佛住在水里的妖精修炼后回到了人间，拿捏得恰到好处。只是那时我太穷，看戏时舍不得租件大衣御寒，所以每每想起时，仿佛总会打个激灵。

因公出差，也到过桂林，桂林城区马路上的车子，自主品牌的愈来愈多了。五菱、宝骏、长城、吉利、广汽传祺等等，骄傲吧。

大年初八，同样因为公出，又要去桂林了。

还在高速公路返城高峰的时期，担心堵车，200多公里的路程，中午12点半浦东机场的飞机，我们提前到7点就出发了。

上了高速，见一切正常，便掏出手机，开始为同行伙伴值机。其实昨天就有伙伴提醒我要值机了。还是担心，万一堵车脱了班，值过机后改签都改签不了，所以拖到了在路上值机。

选座位全依了我的偏好，车上5个人分布在5排座位上，不过全部是依次紧挨着通道两侧。这种位置，最大的好处是，方便起来比较方便。

这次去桂林，心里老惦念着一件事。桂林山水？不是。桂林山水甲天下，但这大有广告之嫌。况且那时的天下，或许也仅指中华的范围。刘三姐......的歌？更扯远了。刘三姐不是桂林的，我对山歌更是一窍不通。惦念的是还想尝尝桂林三宝之一的桂林腐乳。

上次旅游时，在路边一户农家小餐馆品尝到的腐乳，咸鲜、嫩滑，更有那第六种味觉：肥美。都说桂林花桥腐乳最出名，还得过金奖。可这品牌被北京王致和套牌后，最缺的就是那第六种味觉。

偏偏我是个馋嘴的人，想吃，买不到。想到了万能的淘宝。淘宝上，草鸡我买过，蟹糊我买过，鲚鱼干我买过，桂林横山腐乳我也买过。腐乳寄到，拆开包裹时，哈拉滋都快滴出来了。可打开一看，瓶内的美味经过剧烈的碰撞，面目全非，不可名状，不说了。

登机后刚落座，一对老年夫妇中的先生跟我用普通话很礼貌地打招呼，要我让他们一下。我赶快起身离座，将他俩让了进去。老太坐靠窗，老头坐中间。坐下后，他俩便旁若无人地用上海话轻声聊起了家常。

两位邻座看来并不显老。六十开外，知识分子模样。都是瘦瘦的、高高的，皮肤白白净净的，头发乌黑，文质彬彬，精神饱满。这对才是，又有时间、又有金钱、更有文化的，要去桂林陶醉于山水之间的幸福的人。我羡慕地暗自思忖着。

我戴上耳机，听起了有声小说《日瓦戈医生》来。

飞机在机场上缓缓的滑行，舷窗转到了一个迎着阳光的角度，一片银色的圆形的光斑先是在机身靠窗的内壁上跳跃，忽然又有少许爬到了飞机的顶篷上。乖乖，这玄娥子是从哪儿来的呢？我将耳机线上的开关摁停了，仔细打量起来。原来是邻座这位老妇人搁在舷窗口的右手上的绕了四五圈的手串上的绿豆大小的素珠，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上去的。光斑随着飞机的颠簸，忙碌地在飞机内壁窜上窜下。

老太戴着硕大的时髦的宽边玳瑁茶色墨镜，齐肩短发，前额上吹了个公鸡尾巴似的斗志昂扬的大冲头。她上身穿灰色羊绒衫，脖子上围着浅灰色长丝巾，下身是黑色紧身裤，外面套着黑色超短一步裙。一颗亮闪闪的钻戒套在老太白晰但皮肤有点起皱的左手无名指上。十个手指甲涂抹得十分浓烈，红得发紫、发亮。仿佛这几天老想买却又舍不得买的智利产车厘子的颜色。这老太这打扮，风情万种。是知识分子？可他们毕竟是大城市里的人，猜不透。但这妇人应该不会是个吃素的人。

已是过了吃午饭的点儿了，可能他们真的饿了。妇人从随身拎包中掏出一小袋肉脯之类的吃食。撕开袋口，尖着手指夹出几片来，放在老汉的手心里。老汉又从手心里挑出一片来，捏住肉脯的一角，送往妇人的嘴里。大城市里的老夫老妻竟是这么的有情调。

飞行中，简餐过后。我依然是昏昏沉沉地戴耳机听着有声小说。

那妇人从包里摸出个大屏手机，然后又摸索着从包的夹层里扯出一根很长的深色的耳机线。耳机插头往手机顶端一插，两个耳塞子连在分叉开来的两根耳机线上。老太先将一只耳塞子塞进自己的穿着亮晶晶的耳钉的左耳，抖落一下纠缠一起的耳机线后，又将另一只耳塞子塞进老汉的右耳，然后拨弄起手机来。

老汉也没闲着，他从自己随身携带的长方形小包内取出三张A4纸，展开后，一张递给妇人，余下两张叠放着，捏在手里。白纸上印的是歌曲简谱，是春晚上谭维维和孙楠演唱的《幸福新起点》，右上角还标注了“深情”、“自豪”字样。

仿佛是他们的耳机里音乐声响起，因为我自己也戴着耳机，实在听不真切。妇人的手机上跳出的是一行行KTV的字幕，字幕缓缓向前流淌着，应该是与他们手中的简谱同样的歌词。两人很压抑的、轻声而有节奏的歌唱着。随着音乐节奏的起伏，老汉手里的A4纸和老妇人手里的手机，或前或后，或上或下，但异常同步地摆动着。不知什么时候，老太的遮住她半个脸的大墨镜换成了一付小巧的老化镜。

这时，我听的《日瓦戈医生》正播到《重归瓦雷金诺》一章。那是日瓦戈医生和美丽的情人拉拉又一次相逢后奔向艰辛却甜蜜的新生活的故事。我再一次摁下了耳机线上的开关，打量起老汉来。莫非旁边的是上海的日瓦戈和拉拉？

老汉条纹的衬衣外面，套着灰色的羊绒衫，两个袖子往上撸起半尺多点，双手白净而杠满筋。左手腕上戴着一块明晃晃的银色手表。我没好意思去盯着认清是什么牌子的手表。

飞机要下降了，堆满笑容的空姐前来提醒我们系好安全带，摘下耳机。我们全都知趣的将耳机线和手机收了起来。老汉将歌谱重新叠放，瞥见底下一张是《我和我的祖国》的歌曲简谱。这二位是多么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老青年啊。

飞机下降很慢，耳朵里也胀得紧紧的。邻座老太早已重又戴上了大墨镜，她用左手正执着老汉的右手。染着红指甲的大拇指在老汉的虎口里来回蹭着，仿佛是她在给自己抠脚丫子似的。老汉也没闲着，没被握住的五个手指不安份地弹琴似的一动一动。

依稀听见，老汉在给老太讲：“胸腔”、“腹腔”、“共鸣”、“打开”什么的。旁人或许还以为是在谈论杀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