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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天下事，成于戒惧谨慎而败于心不在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福祉的根本，心不在焉粗枝大叶是祸患的根源。陈恒公因为宋国、卫国强大而谨慎对待他们，因为郑国弱小而忽视郑国。于是以“郑国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不与郑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到最后，出现战争祸乱的，不是来自于强大的宋国、卫国，而是来自于“没什么大不了的”郑国。这难道不是疏忽大意带来的灾难吗？
再来想想“郑国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句话，实在是国败家亡的根源，也正是古人所说的“一言以丧邦”呀。秦朝轻视百姓却重视匈奴，难道不是警惕匈奴的强大势力，而认为“百姓没什么大不了的”吗？然而，令秦朝灭亡的并不是匈奴呀。西汉（用推恩令）抑制皇族宗室而重用皇后的外姓亲属，难道不是警惕皇族宗室尾大不掉，却认为“外戚没什么大不了的”吗？然而，令汉朝灭亡的并不是宗室呀（王莽篡汉）。晋武帝认为“戎、狄等少数民族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不迁徙他们（改变鲜卑居住地），所以晋朝最终亡于戎、狄叛乱。隋炀帝认为“盗贼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不设戒备，所以最终亡于盗贼。
所以，对于“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句话，又怎可不拼命抵制呢？君主认为“民怨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才敢用暴政虐待百姓；认为“国库空虚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才敢淫佚奢侈；认为“谏争的大臣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才敢拒绝纳谏；认为“过分征兵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才敢大杀四方。
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句话，虽然是导致一切祸乱的根源，却没有祸乱的表现；虽然是实实在在的可怕存在，却没有令人畏惧的迹象，不是懂得天机的君子，谁又能遏制滔天巨浪于涓涓细流之时呢？
《东莱博议·郑伯侵陈》
天下之事，胜于惧而败于忽。惧者福之原，忽者祸之门也。陈侯以宋、卫之强而惧之，以郑之弱而忽之，遂以为郑何能为而不许其成。及兵连祸结，不发于所惧之宋、卫，而发于所忽之郑，则忽者岂非祸之门耶？
然则推郑何能为之一语，实国败家亡之本，古人所谓一言而丧邦者也。秦弱百姓而备匈奴，岂非惧匈奴之势强，而谓百姓何能为乎？然亡秦者非匈奴也。汉抑宗室而任外戚，岂非惧宗室之执迫，而谓外戚何能为乎?然亡汉者非宗室也。晋武帝以戎、狄何能为而不徙，故卒亡于戎、狄；隋炀帝以盗贼何能为而不戒，故卒亡于盗贼。
是则何能为之一语，安得不力诋之耶？君必谓民怨何能为，故敢暴虐；必谓财匮何能为，故敢淫侈；必谓诤臣何能为，故敢拒谏；必谓穷兵何能为，故敢黩武。是则何能为一言，虽有致乱之端央，而未有致乱之形；虽有可畏之实，而未有可畏之迹；非知机之君子，熟能遏滔滔天之浪于涓涓之始乎？
【批评】
唐荆川曰：前三语已括尽通篇大意。
朱子绿曰：点题后推开排衍四层，又接下再排四层，畅发祸生于忽之意，即插入何能为一语，如龙之点晴。尤喜其章法整而能变。
张明德曰：篇中何能为三字，凡十三见，总从一忽字中讨出。如徐熙画梅，拂草萦波，皆有奇趣。
附：《郑伯侵陈》
鲁隐公八年，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
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长，其陈桓公之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尔，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云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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