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谢依《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苏东坡传》26徐州抗洪 黄楼为证 盛名远扬
徐州地势险要,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人人都知道只要控制了徐州,便控制了山东南部的整个山区。因此,每逢乱世逆流,徐州附近就会有战役发生。水泊梁山好汉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附近。
徐州矿产非富,宋朝时采拙铁矿煤矿就已经是支柱行业了。可惜徐州各朝各代以来战事频繁,虽然矿产丰富,可百姓并不富裕。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里的刀剑很有名。
苏轼和苏辙一来,看到这里天然风光优美,鱼蟹肥美,心中十分欢喜。
“这可以算得上是小住胜地了。”一下车,苏轼便说。(文豪的视角果然别具一格,别的官员一看铁矿煤矿两眼肯定放光,这可是攒官本的好地方啊。)
只是这样的感慨并未持续多久,目送着弟弟回去之后不久,苏轼便遭遇了徐州的洪水。
此时已经是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 苏轼调查洪水源头,直赴现场,召来官吏问情况。“为何此处会遭遇如此大的洪水?”
“全体衙役昼夜不休,全部投到洪水前线来。”这官吏就住在城墙顶的小棚子里,为了维护住城墙这最后的屏障,几十天不曾回家过夜。
那时徐州城里有钱的人家纷纷外出避水,个个都闹着要兵士开门,他们要出徐州城逃难。苏轼见此大怒:“你们一旦出城,城里的百姓必将人心惶惶。我没走,你们一个也不要走。有我在,徐州城终将平安!”
苏轼吩咐兵士把这些富户们又赶了回去。
肆虐的洪水像奔涌的巨兽,夹杂着折断的树枝和石块从山谷中奔泻而下,沿路所过之处一片汪洋。
洪水像巨大无情的猛兽,不断击打着脆弱的城墙。洪水轰隆隆的声音,拍打着城墙,也拍打着每一个徐州人的心脏。
洪水眼看就要超过东南外墙了,苏轼指挥工人们把墙基加厚,把城墙加高。如果想要把水挡住,保住徐州城,那么就要建挡水防御工事长九十四丈,高十丈,宽两丈。
为了完成这个工事,苏轼不顾危险,趟着半米深的泥水走到武卫营,唤来了卒长,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完成工事。
从规制上来说,武卫营属禁军,由皇帝直接管理,不归地方官员调遣。
苏轼找到卒长之后说:“眼看着黄河水马上就要冲毁徐州城了,万分紧急,实在万不得已,虽然你们是禁军,也请你们全力相助,以救徐州这数万百姓。苏某先在此谢过。”
卒长听完一口答应,拍着胸脯说:“作为太守您尚不顾危险全力救灾,我等小人更是义不容辞。有任何吩咐,请您示下。”
卒长二话不说,召集了他手下的几千名士兵,顶着风雨,这几千名士兵拿着畚箕和铁锹就奔了出去。苏轼眼睛都红了,这才是大宋子民!
(自古以来,我们这个民族一直与天灾对抗,击垮我们的从来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而,让宋朝灭亡的原因也不是天灾,而是内外的人祸。苏轼这样的好官难以得到提拔,全国各地像徐州这样的军民虽然有血性,但是一直被无情剥削压迫,简而言之,就是没有好的上层领导班子,下面再厉害也无法形成巨大的能量。)
为了引退洪水,苏轼夜以继日地在前线,不顾自身安危参与防堵工程的数字计算,在盘旋滚转的洪水即将冲破东南外城墙之前,终于带领士兵修筑好了东南的长堤。
在洪水围城四十五天之后,十月初五,黄河再次回到了旧水道。奔腾的巨兽被制服了,它喘息着,怒吼着,不甘心地卷着断石残枝,一路向东肆虐,最后在靠近海州处入海。
安然渡过这次洪灾,徐州百姓万民欢腾,把苏轼视作再生父母。
虽然渡过了这次洪灾,但是苏轼却很明白,这临时建筑的堤坝还难以应付日后可能发生的洪灾。毕竟在史书中,黄河就改道过多次,每一次改道都造成洪灾,使百姓受苦。
洪灾过后,苏轼没给自己一丝喘息的时间,他立马附以数字,上表朝廷,要求朝廷兴建石墙。上表之后,苏轼在徐州城里空等许久,却没能等来朝廷的半句回应。
百般思量之下,苏轼只能再次更改奏折,在这次的奏折里,他把需要修建的石墙改成了木墙,并且再次计算了需要的材料和人工。这一次上表之后他终于等到了回应,朝廷应允了木头城墙的加固计划。随后皇帝的嘉奖公文也下来了,里面对苏轼的政绩进行了重点表彰。
次年二月,苏轼得到了朝廷拨发的三万贯,一千八百石米粮,以及七千二百个工人。与此同时,批复的木头城墙公文也一并到达。
钱一到,木头一到,工人一到,苏轼把自己的心思全部放在了这座木头城墙的建筑上。他夙兴夜寐、日夜辛劳,天天扎根在工事里,极少回家,连吃食都是家里送过去的。最终这座十丈高的楼台拔地而起,苏轼为其取名为“黄楼”。也因为这个楼,苏轼在徐州写的所有诗都集结成册,取名为《黄楼集》。
那一日苏轼兴致勃勃,整个徐州的百姓都聚集到了黄楼之下。黄楼落成之后举办了热闹的庆祝仪式。
爆竹齐鸣,烈焰飞腾,万民欢腾,庆祝黄楼的落成。要知道能遇到苏轼这样的父母官,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哪怕官场中人说再多苏轼的坏话,但在百姓心里,苏轼是一个真正为国为民的好官。
苏轼把此楼起名为黄楼,正是取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义,土为黄色,水来土掩。用土来掩水消洪灾,这正是苏轼与全徐州人的期望。东门上黄楼耸立,高达十丈,下面是五丈高的旗杆。在设计时,苏轼把黄楼的楼台建成了宽塔的形式。上楼之后,有一个窗户,眼睛从窗口望出去,可以见到远处的小小渔村,还有高耸的岩峰下的五六所庙宇,从黄楼的南面向前看可以看见隆起的台地。
这次黄楼的庆祝活动也被苏轼写进了诗里,并且专门把这一件事刻在了石碑之上。“愿以此碑提醒后世人,警惕水患,切记为民护民。”
苏轼以太守的身份,在鞭炮声中亲手揭开石碑上的红布。之后,这块碑将放在黄楼基石处,供千秋铭记。
(我想这应该是苏轼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吧。他真正做到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
后来苏轼再次遭到放逐,有关他的一切碑文都被朝廷下令拆毁,不得留下丝毫痕迹。但那条禁令下来之时,当时的徐州太守很聪明低调地处理了这件事,只是把这块黄楼碑看似随意地要兵卒丢进了不远处的一条荒废壕沟里。
时光荏苒,十年后大家几乎都忘记了这条禁令,苏轼的名声反而越来越盛,朝廷里都有大官开始收集苏轼的文稿。在任的另一位徐州太守无意间知道壕沟的事情之后,私下里秘密找出了这块碑,极其隐秘地安排人赶制了几千份的拓本。拿到了这一堆拓本后,他看着这几千份的拓本,故意装作大吃一惊的样子:“哎呀,我居然差点忘记了,苏碑的拆毁令还有效,来人,快来把这块碑拆了!”
下面的人不敢多问,马上把石碑毁了。天下人知道石碑拆毁后,这几千份的拓本已经是绝唱了。于是拓本的价值水涨船高,这位聪明又低调的太守狠狠赚了一笔。
(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尚文的,在一个群狼环伺的恶劣环境中,竟然尚文不尚武,迟早是要灭亡的,等于说被人都在家磨刀练武,你在家里舞文弄墨,两人一见面,肯定是一刀封喉,徒留纸笔再风中飞扬。)
经过水灾一事,苏轼在徐州赢得了民心,更赢得了天下人的尊敬。
“苏太守,真乃我们的父母官呐。”经常有老妇人向太守府送吃食,有些是家里枣树上收来的金丝小枣,有些是村妇家中养的鸡鸭下的鸡蛋鸭蛋。
“苏大人,这是父母命我带来的好酒。家父酿酒的手艺传自我的祖上,大人尝尝吧。”像这样的来客,苏轼最是欢喜。他生性好酒,想不到这次能得到这样的好酒。不过苏轼有一个原则,任何物品,他都会——结钱。虽然百姓们都不愿意收,但是如果不收,苏轼便让衙役们跟着百姓们到家里,直接把钱送到他们桌上才算完。
几次之后,徐州的百姓都知道了这位苏太守的秉性,钦佩之余,更为敬慕。对平常百姓,苏轼十分体恤,不仅如此,对于那些关押在监牢的犯人,苏轼也是亲自关怀。
苏轼因为新政而在仕途上难有作为,但他并不后悔,甚至在处理公事时,对那些因触犯新政的百姓还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处理完洪灾之后,苏轼亲自去看犯人,专门派出医生去为犯人看病。
“依我朝法律,虽然不准地方官鞭打囚犯至死,但对这些久病无治的犯人却没有任何保护。犯人依然是人,为何不能得到医生的照顾?如果在监牢里生病致死了,那坐牢不就与杀头无异了吗?”
那天在监牢苏轼留下了这句话之后,便为他们派来了医者。不仅如此,苏轼还在能力范围之内改善了犯人们的伙食,增添了被褥,定期抽查犯人们的饭食,要求狱卒在湿冷的环境里不时地烧些柴火,驱湿气以防犯人生病。还增加了犯人亲属们的探监时间。便是这样的心肠赢得了犯人与家属们的一心拥护。
徐州这块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自苏轼来之后却有了人道主义的光辉透射进来。
当小人庸吏个个在朝廷上争权夺利之时,苏轼这样的人不论身处何地,都在做实事,劳心劳力为百姓谋福祉。
也许世间的大道无情,但多一个像苏轼这样的人,就像黑暗中悄然多了一盏灯。也许这盏灯照不了多远,照不了多久,却不能忽视这盏灯给过世间光明的希望。后人评说苏轼:“忠言说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苏轼是个不错的官员,但是官场是一锅水,颜色多多,主色调永远都在变,能活下来的颜色大多数是杂色,纯色是活不下去的。
当然,搅锅水的人如果是好的也是可以让苏轼这样的官员日子好过些。但是当时的宋朝政坛,好颜色的搅锅人应该不多,甚至没有吧,在上面看锅里颜色的皇帝只能是别人搅到什么颜色就喜欢什么颜色了。)
--时与猫璞读书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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