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七）

破译《山海图》的密钥

　　破译《山海图》，必须掌握以下六把密钥：

　　一是一里到底等于现在的多少米。

　　《山海经》中名山大川的记述都以“里”为单位，要破译《山海图》就必须搞清楚一里等于现在的多少米。

　　我们现在的一里等于500米。但在上古，一里也等于500米吗？按《春秋.谷梁传》：“古者，三百步一里，名曰井田。”就是说，古时以三百步为一里，方圆一里为九百亩，每一百亩划分为井字形状的九块田，称之为井田。从中可以看出，一里等于三百步。然而一步又等于多少米呢？

　　请看汉儒的《大戴礼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又说：“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大戴礼记》指出了汉以前是以周尺八尺为一步的。周时采用的是八进制，如高度一仞等于八尺，一尺等于八寸；《大戴礼记.王言》：舒肘知寻。《小尔雅》：寻，舒两肱也。古尺较今尺为短，一寻八尺。长度一寻等于八尺，一尺等于8寸。一步等于八尺，一尺等于八寸。到了西汉时采用的是十进制。据考古实证，周代的一尺等于0.231米。这是无疑义的。

　　据上可知，周代一步等于0.231*8=1.848米。周代一里也就是：300*8*0.231米=554.4米；汉代一步等于周代的六尺四寸，则汉时一步等于0.231*6+0.0231*4米，即等于1.4784米，一里等于443.52米。

　　有的人可能会问，我们现在人的一步充其量能走0.5米吧，古时的人一步怎么会有1.848米？其实我们现在的一步，古时叫跬，《小尔雅》云：“跬，一举足也；倍跬谓之步。”又《荀子.劝学》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跬和步是两个概念。并且这个跬、步只是相对于行走时的步伐而言，是不用于测距工作的。在实际测量工作中，古人不会笨到一步一步地用脚步这一概念来测量的。古人在实际测量工作中，采用的是一种叫步弓的测量工具，步弓两端的距离就是1.848米，大约为当时人的一般身高。量一次就叫一步，满300步就叫一里。

　　中国古代的长度单位都是以人体的一定比例来度量的，《说文解字》就指出：“周制，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之体为法。”步，就是身高，这个身高是由国家统一规范了的，周代为1.848米。

　　那么《五藏山经》是以一步等于1.848米，一里等于554.4米计算呢？还是以汉代的一里等于443.52米来计算呢？

　　都不能。

　　事实上《五藏山经》已经给后人留下了破译密码，只是后人没有留意而已。据《山海经.西次三经》：“峚(mì)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请注意，此段经文前面说“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经文“峚(mì)山”后面叙述钟山时又说“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可见后面的420里和前面的460里是相等的。这一后一前的“里”，尺度是不同的，其比例关系为： 1.0952倍(460/420)。

　　据考古结果，陶寺遗址尺为0.25米（公元前2500--公元前1900年），商尺为0.1695米，周、秦尺为0.231米，汉尺为0.232至0.236米。在这些尺度中，满足1.0952倍关系的只有陶寺尺和周尺。陶寺尺/周尺=0.25/0.231=1.08225倍。1.08225倍关系与1.0952倍关系大体接近，均为1.1倍。

　　这么说来，《五藏山经》是周时成文？不是，因为《山海经》最初本是图画书，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没有文字的连环画，即古时所谓的图书。《山海经》经文到处是对图画的描摹，这种“以图表音、以音释义”的写作手法绝非周代文字大备时的产物。

　　那么为什么《五藏山经》“峚山”至“钟山”里程的叙述，其比例大体符合陶寺尺和周尺的比例关系？这最大的可能是周人有补注。也就是说，《五藏山经》系统成文大体在陶寺时期，即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这一句是周人或者是周人的祖族补注的。

　　山西陶寺遗址发现的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的古尺，其长度为25厘米。如果据此陶寺尺计算，《山海经》一里正好等于600米，比今尺大多了。

　　问题是，我们能以陶寺尺为标准测算《山海经》里程吗？

　　完全能！其原因，一是因为帝尧、帝舜和大禹时期，曾经统一过度量衡，据《尚书》载，（尧帝时）“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可见尧帝时曾统一律度量衡的，上古之步和里是有统一规范的。二是从考古发现来看，19世纪50年代于山西襄汾县出土了陶寺遗址，其考古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帝尧至大禹就在此时期内。帝尧、帝舜及大禹曾统一过度量衡，陶寺遗址是否帝尧都城无关紧要，只要陶寺之尺在尧舜禹度量衡统一规范之内就行了。三是中国古史记载禹命伯益著《山海经》，这个禹时期与陶寺遗址历史年代接近。

　　所以，《山海经》一里等于600米 是比较靠谱的。退一步来说，我们以“峚山”一节所隐含的比例关系来算，周尺的1.0952倍，则《山海经》成文时的尺为0.25299米。一里等于607.176米。

　　需要说明的是，《五藏山经》无论是一里600米，还是一里607.176米，是不会影响《五藏山经》涵盖亚洲和北非的事实的。

　　我们以周尺和陶寺遗址发现的尺来计算峚山至钟山之间的距离如下：420x607.18=255015.6米（陶寺尺），460x554.4=255024米（周尺），二者相差8.4米，510多里相差8.4米，较之于方圆几十里的名山，其误差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五藏山经》一里必等于607.18米或600米！

　　有了《山海经》，现在又有了古尺，我们就可以丈量天下了。

　　问题是，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人，他们是如何量得上古图书中的尺寸，并予以修正的呢？

　　这个问题，晋代大学者张华在《博物志》中提到的资料可以解释。据《博物志》记载：“帝尧在位，圣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又获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记天地造化之始。”张华是晋代最博学的学者，他肯定是看到了常人没看到的资料。《博物志》的记载表明，帝尧之时，在河、洛一带发现玉版，上面铭刻了天、地的形状，又发现金色璧玉，上面有文字，记载了天地形成时的情况。天地的形状是什么？就是天官图和山海图。天官图就是天象图或星象图，山海图就是地图资料。金璧之瑞，说白了就是尧以前的远古历史资料。这是帝尧发现的尧以前的天文、地理、历史的珍贵记录。与刻画天地形状的玉版同时发现的，还有方尺，这就是尧破解远古地图的重要工具！有了地图历史资料，又有方尺，尧破译远古地图也就完全可能。关于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所以上古前贤一定也是像尧一样，有前代的玉版、方尺，有天地之图，有的甚至有图书（不一定仅是地图），所以他们就能图画天下，整理山海了。

二是要明白音译词、通假字在上古的突出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其原因在前面已经谈到，现再补充几点。上古音译词、通假字之所以突出，一是由于民族迁徙的频繁、民族交往音译的结果。上古民族间的交往比我们想像的要广泛深刻得多。从《山海经》来看，民族间的交往贯通了东亚和西亚，战争沟通了印度洋和北冰洋，乃至亚洲和非洲，这完全超出了现代人的想像，可以说，从周代以来到清末，除了元代，民族间的交往没有超过上古的。二是在上古文字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因表达的需要，不得不借用同音的字表达不同的意思，因而同音通假、音译词现象非常突出。三是语言本身也有一个变迁的发展过程。同一字词，在不同的时代读音有差别；同一字，同一时代不同的民族间读音也有差别，甚至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间也有差别。这是在破译《山海经》时要值得给予相当重视的。这些现象，在后文将逐渐展现出来。

　　三是要严格按《山海经》表述的方位复原《山海经》中的地理。

　　东就是正东，南就是正南，西就是正西，北就是正北。这一点必须严格，不能想当然地偏移。如果《山海经》说的是“东三百里”，复原时弄成东偏北10度三百里，这样九次下去，就会偏移到北方，结果就会南辕北辙。其它如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也要取45度角方向，取角不能时大时小，如果随意偏移角度，最终也会造成方位的混乱。再就是《山海经》中的路线一律取直线距离。地图上的距离都是直线距离而不是实际行走时的曲线距离。如果以曲线距离计程，同样的二个地点，因为行走路径的不同，其距离也就不同，如此就没有一定之规，也就无法成图。所以这一点也必须严格，不能随意曲裁。

　　四是要认识到民族迁徙过程中的地名复制现象。

　　这一点非常重要。几千年来，人们之所以没有破解《山海经》，基本上都是中了《山海经》中大量的同名山川的迷魂阵。

　　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天灾、由于战乱、由于政治等原因，各民族其实一直处于迁徒流动过程中。在这种流动过程中，先民们往往将故土的山川地名带入了新的定居点，从而形成了《山海经》中大量同名的大山、大河。犹如今天各地的北京路、南京路、上海路一样。名字虽然一样，然其所指实在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会张冠李戴，误认不同的山、水为同一山、水，从而身陷其中，搞得晕头转向，辨不清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