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印度的圣雄甘地，有一次坐火车，特别拥挤，把他的一只鞋给挤到火车下面去了。火车已经开了，下去捡是不可能了。甘地就把另一只鞋也脱下来扔了下去。旁边人问他，这是为啥？甘地说，如果有一个穷人捡到，就可以凑成一双鞋了。其实这个故事我很早就看到过，当时没太在意，不就是说一个人品德高尚嘛？昨天我又看到它，才感觉到这个故事有点不一般。你看，一般人的善举，都是在某种社会压力下做出来的。比如想获得周围人的赞誉，或者只是单纯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很可怜。可是你发现没有，甘地的这个善举，并没有明确的对象，所以并不是在任何社会压力下做出的，这就真不容易了。就像万维钢老师说的：真正的慈善，不是因为情感的驱动——想做这件事，而是因为某种正义的观念——这件事应该做。
最近媒体界发生了一些事，具体的就不说了。但是大逻辑是共通的，就是有人说了很不合适的话，目的是为了蹭流量，然后就招来了口诛笔伐，骂他蹭流量。但是冷眼旁观的人说，你们骂得这么难听，难道不也是为了蹭流量？我不评价这些事本身的是非，但是引发了我的一个思考。在传统社会，善和恶是对峙的，是二分的。做一个好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站在恶的对立面。但是，现在社会恐怕就不这么简单了。有一部分善恶的边界开始模糊，实现善恶的方式反倒变得特别重要了。比如说在微博上，犯错的人的那些错，在我看来往往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追着骂的人的那副嘴脸倒是难看得很。借用法学家王人博老师的一句话来描述这种感受吧。他说：“善不是恶的对立形式，善是对恶的谨慎。”
最近我看到一则新闻：一位企业家富了之后要回报乡里，给村里捐建了很多栋别墅。但是，在分配过程中遇到问题了，已经离开村里的人也要回来分，人口多的要多分。总之，原来挺好的乡亲关系，因为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事，闹得鸡飞狗跳。正好最近我遇到一位负责扶贫工作的官员。我就问他，扶贫工作最难的地方是什么？他说，发现一个贫困户，帮助他脱贫，现在手段多得很，不难。最难的，是他脱贫之后，把他从贫困户的名单中划掉。想想也是，我要是贫困户，刚刚脱贫，原来的帮助就没有了，我也不高兴啊。所以你看，善良是个没有边界的愿望，而做事呢，面对的是边界清楚的现实。这就是行善的难处。启动一件事，有热气腾腾的善良就够了。而完成一件事，需要冷冰冰的边界。
王鼎钧在回忆录提到——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十几岁，家里人把他从沦陷区的山东送到大后方去上学。那突破日军的封锁线，当然就是一个很危险的环节了。到了封锁线一看，把关的是伪军，受日本人控制的中国人。无论这些学生做了多么好的伪装和准备，什么探亲证明什么的，那个伪军的军官一律摆手，看都不看。他心知肚明，你这是伪装的。他说：“你们说实话，我就放行。”最后实在没办法，一个学生只好跑到他耳朵边上轻轻地说：“我们是到大后方上学的。”伪军军官说：“早说实话，不就让你们过去了吗？”然后真就过去了。隔了这几十年，我们想想这伪军军官的心态也是有意思。当了汉奸，他的良心受不了，但是他也不肯偷偷做好事，他一定要让周围的人知道，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看，没有人受得了自己真是一个坏人啊。
小孩不明就里地按照命令去执行；成年人想当然做事情的赌徒；为什么善良比聪明更重要？警惕管窥效应；“善良”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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