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一下，我最早一次去春秋寨，应该是2006年冬天。2006年那里还没开始搞旅游开发，一切的一切，都还处在原始状态。后来春秋寨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为陪远道而来的朋友，又去过几次。但要说留在我脑子里的较深印象，仍旧是2006年冬天的那一次。那次在我完成了对东巩镇农田基本建设的采访之后，是镇上文化站的站长叶经房先生鼓动我，说东巩还有件宝贝你要不要看。是宝贝哪有不看的道理？他说好。他说要有点思想准备哩，宝贝藏在陆平的山里头，路不是太好走。
叶经房所说的宝贝，就是春秋寨。它坐落在荆山腹地一座叫鲤鱼山的山顶上。那时候春秋寨还不叫春秋寨，与当地的村民聊天，他们叫它邓家寨，又称石头城，或冠一“白”字，叫白石头城。说那些高悬在空中的石头房子，在冬日的阳光下，会冒出些神秘的蒙蒙白光。
遗憾的是我们到的那天天空多云，还有些冷，太阳一点不给力，从山下仰望，云遮雾罩中，一层层的城墙叠垛，高耸嵯峨，没见冒出什么蒙蒙白光。只不过等我们一行爬上山来，发现村民也并非全是瞎说——忽然间看到在多云天空下的鲤鱼山，山上的石头城，还真把我给震住了：整座山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白花花的废墟，到处都是白的石墙、石屋的残垣断壁，就像曾经被强台风席卷过、地震过，有的石屋早已经坍塌了，历尽岁月，枯草乱石满地；其中一些死撑着没倒架的（有些为箭堡），一间接连一间，却也全都没了屋顶，瘦骨嶙峋的都张着一张张大嘴巴，一副要吞天的样子。山上没有大树，惯常的林木亦略显稀疏，落叶萧萧间，树枝根根如剑如戟，空气里便有了兵气。山下是茅坪河，鲤鱼山（以我看更像是鲶鱼）把它宽大的鱼嘴巴伸进冬日的河水里，悄无声息，脊背是高高拱起的陡峭山峰，而柔韧的鱼尾，则如青黑的飘带沿着茅坪河起伏于深涧大渊。那些白石砌就的城墙、石屋、箭堡等等，就自鱼尾、鱼脊背蜿蜒而上，随形就势，曲曲折折，高低错落，连绵一线、一片，其规模之大，远远看过去，就好比哪个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处家族城堡，或更像是座军事要塞。在里面攀缘、流连、驻足，山谷的风呼呼过耳，很容易叫人联想到古时御敌的南长城（湘黔苗疆）、北长城（八达岭），昨天的战场，兵戈乱起。
山上亦没有路，或找不到路。一蓬蓬半人高的灌木荆棘，都横七竖八地纠缠在一道道的石门之间、石屋之间，可说是一派的荆天棘地。幸亏临走时叶经房带了一把砍刀，我以为是防兽，他说砍路。说近几年他每年都要来，每年都砍，年初还带北京来的文物专家上山考察，刚砍过一回的，一转身儿就又蓬起来了。因此，我们走得很慢，走走停停，砍砍，牵牵绊绊。当然，牵牵绊绊的，还有关于古寨城郭与废墟的遗址文化等等。
据叶经房介绍，经过近几年文物专家们的反复勘察、论证，已初步确定这座古山寨应为楚汉时期建筑，是土著居民为抗击匪患，或躲避战争而造的一处超大型的防御性山寨。山寨的南北长1200多米，东西宽约20至40米，寨内有石砌的房屋、箭堡、瞭望楼等150余间，若把沿着山崖筑起的石城墙、巡道、台墩以及哨卡式的拱形寨门（分为南寨门、北寨门）都计算在内，总建筑面积要达2万多平方米（稍后在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得到进一步确认）。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工程巨大的高山建筑，因其曾经的巨大，现如今虽已沦为废墟，但过往的威势气象犹在，仍旧隐隐让人震撼和感叹，让人难以想象，亦不禁惶惑：且不谈山寨的总体规划，那些垛口、石屋的设计以及巷道的筑造形式、工艺等其他方方面面，就只说如此浩大的建造工程，在那个完全靠肩挑背扛的远古年代，是怎么完成的？如此数量庞大的建筑材料，是如何开采和切割加工的？又如何将那些成吨重的石头，一块一块地从其他地方运上山来，何况还要运上一座三面环水、一面绝壁的悬崖之上，需要耗费多少的劳工、多长时间？其间又发生过多少令人难以揣测的故事？这些都不是简单问题，无论我怎么去猜想，去“脑洞大开”，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当地有一个传说，说是三国时期的关羽在驻守襄阳时，曾经在陆坪屯过兵，到这座寨子里读过《春秋》。我估摸，现在的“春秋寨”这个名字，大约就来源于此吧。关羽是否读过《春秋》，不好说，但上过春秋寨，甚至在寨子里住过一段时间，也不是一点依据没有。地处东巩镇的陆坪村，是当年由襄阳南下当阳、宜昌的交通要道；换句话说，也是东吴北上，从陆路攻击襄阳的必经之路。在属于陆坪地界的卧牛山上，至今还残存着三国时期的两个很大的练兵场，这些在史书上均是有典可查的，自卧牛山发掘的古碑亦有记载。既然如此，谁能断定关羽就没有带兵在这座石头城里和入侵之敌打过一仗呢？听当地的村民讲，往年他们上山去放牛砍柴，偶尔还在城墙的石头缝里捡到些锈朽的铁质箭镞，只是因时间太久，一磨就粉碎了。箭镞，那可是攻城拔寨的重要武器啊！试想，面对城外虎狼之师的疯狂冲杀，头顶是一阵阵乌云般飞来的箭矢，再勇猛的将士，恐怕也难免会有几分的胆寒吧！
只是这些，早已成鲤鱼山上的一抹烟云了。往日的激烈与悲壮，亦被如刀的岁月斩平削尽。现在剩下来可供猜想的，也只能是一些零星的石墙箭堡及地基的废墟。而事实上，这座石头城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废弃了，在城池倾圮的岁月里，自然是残屋断壁颓然，衰草苔藓铺地。直到有一天，当地（陆坪村）一位叫邓九公的乡绅（应该是一位很有些文化情怀的乡绅吧），觉得那么大的一处城郭呵，若任其荒毁，未免太过可惜，遂出巨资购买，并部分修复，后来干脆把家也搬上去了。鲤鱼山原本就是一块三面环水的风水宝地，经多代繁衍下来，已然成了当地的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族。之后周围的老百姓就不再称其为石头城了，改叫邓家寨。
人是房屋的撑子，有人住着房子就不会倒。现在想来，还真得感谢邓九公，感谢邓氏家族，若不是他们在明清两朝不间断地修修补补（当然主要还是当朝的地方政府也意识到石头城重要的文物价值，做过几次较大的全方位的复建和修缮），不然的话，应是湮灭无痕了。也还是有遗憾的，随着时代的变迁，邓氏家族的子孙们，多数已逐步下山分散各地，到新中国成立时，就只落一支还坚持住在鲤鱼山下，当家人叫邓明政，是邓九公二十多代的后人。2006年冬我和叶经房在春秋寨西北坡，还有幸见到过邓老先生，他住的矮矮的三间黑瓦屋、两间偏厦，就趴在山脚下。那次我们站在他的家门口，就春秋寨的历史与他们家族的关系，和他有过几句简短的交谈。他也是把春秋寨叫石头城的，说：“我祖上、我爷爷那辈人，都是住山上的石头城呢！”那时候邓老先生已70多岁了，身体还硬朗，记忆也清晰，可是他似乎不那么愿意多说。2009年10月末，襄阳市作协在东巩办文学笔会，我又一次到春秋寨，邓老先生一家仍旧住在那儿。但到了2010年，一家国内著名的景区索道公司看中了春秋寨潜在的旅游前景，前来与东巩镇合作搞景区开发，无奈之下，邓老先生一家也终究是搬离了。
——其实，邓氏家族的人要是没有下山，或就住在山坡下也是很好的。因为他们的家族史，已然是春秋古寨历史的一部分了，他们在那里世代延续，其子孙的根脉就是这座石头寨子活着的根脉，并且一直能感受着、浸染着它古老的气息，和这山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起去凝结岁月流逝的光影。若要那样的话，一定会留下更多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而这些记忆，就不仅仅是春秋寨的，也更是我们的。
来源：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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