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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古罗马帝国的辉煌》
代表人民的权力机构则包括库里亚大会、百人团大会和特里布斯大会。这三者都是罗马的权力机构，称为人民大会或公民大会，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既相互重叠，也前后更替。
在早期的罗马，按照库里亚大会的规定，每个库里亚在打仗的时候需要为国家提供 100个步兵和 10个骑兵组成军队， 30个库里亚加在一起就需要提供 3000名步兵和 300名骑兵，这就是罗马王政初期的总兵力。
在共和国晚期，库里亚大会的成员就只剩下执政官身边的 30个随从了，每个随从在名义上代表着一个胞族。因为此时的罗马已经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囊括的族群实在太多了， 30个胞族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象征了，库里亚大会已经随着罗马国家的发展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百人团不仅是一个战斗单位，而且是一个政治团体，每个百人团通过内部协商而形成统一意见，在由193个百人团组成的百人团大会上都具有一票表决权，这一票就代表了这个百人团的集体意志。所以百人团既是一个军事单位，也是一个政治单位，它构成了罗马社会的基层组织。
自从公元前 494年设立保民官之后，特里布斯大会的主要职权是选举保民官。后来经过平民们的不断抗争，罗马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来加强特里布斯大会的立法权，直到公元前 287年颁布的《霍腾西阿法》正式确立了特里布斯大会（或平民大会）的决议对于全体罗马公民均具有约束力，这就使得特里布斯大会真正拥有了立法权。
特里布斯原本是指具有血缘关系的部族，后来演变为超越血缘关系的行政区域。但是在罗马传统的古典贵族中，特里布斯仍然是他们身份的主要标志。罗马传统贵族的名字通常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本人名；第二部分是特里布斯名，代表着家族或者身世渊源，往往只有传统贵族才有这个名字；第三部分则是父名。例如罗马著名政治家恺撒的全名叫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其中盖乌斯是他的本名，恺撒是他的父名（在罗马社会，人们通常以父名来称呼一个人），而尤利乌斯则是他的特里布斯名，也就是恺撒家门的名字。
到了共和国中期，特里布斯越来越与部族血统相分离（除了仍然保留在一些血统贵族的名字中之外），成了行政区域的名称，因此特里布斯大会实际上就是按照地域原则组织起来的罗马公民大会。
那么到了罗马共和国的中期，特里布斯大会越来越被数量上占优的城市平民控制，与以贵族为主体的元老院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这也体现了特里布斯大会和百人团大会的不同之处，总体来说，百人团大会带有较为明显的权贵色彩，而特里布斯大会从起源和性质上来说都更加偏重于平民的权力。
百人团大会则与特里布斯大会相分离，但是它的许多政治功能已经分别被元老院、专设的司法机构以及特里布斯大会所分有，仅剩下选举执政官和监察官等政府官员的权力了。
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大和公民人数的增加，罗马公民大会越来越不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参加特里布斯大会的主要是4个城区特里布斯的公民，另外31个乡村特里布斯中的公民很少有条件和兴趣参加大会。而且这个大会越来越具有排斥权贵的倾向，公民大会实际上已经演变为平民大会了。而在仍然具有公民性质的百人团大会中，选民们又往往会受到恩主-门客关系的制约，致使一些权贵很容易操纵公民大会。
罗马的公民大会，无论是早期的库里亚大会，还是后来的百人团大会和特里布斯大会，在共和国政制的权力制衡中，其所体现的“人民主权”都是非常有限的，它们在与元老院的权力博弈中基本上处于弱势地位。
元老院具有提案的职权，元老院提出的议案并不是法律，必须得到百人团大会的通过才具有法律效力。元老院最初受百人团大会的约束，后来百人团大会逐渐失去了立法权，元老院的提案往往就会被直接确立为法律，与平民大会的立法相互区别，共同作为罗马共和国的法律发挥作用。
国家的财务管理是元老院负责的重要事务，元老院的元老都是职业政治家，大多是从基层官员开始干起，所以擅长财务管理。共和国的年度财务预算、公共工程的拨款和发包、军费开支和监管等，都是由元老院来讨论决定。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元老院一共发布过四次“元老院终极令”：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21年，元老院通过发布终极令宣布保民官盖乌斯·格拉古的改革是违法的，最后逼得他命其贴身奴隶将自己杀死；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00年，元老院针对保民官萨图宁煽动平民发动街头暴乱而发布终极令，最后使萨图宁死于非命；第三次是在公元前63年，元老院在西塞罗等元老的煽动下，针对所谓的“喀提林阴谋”发布终极令，最后未经审判即把喀提林集团赶尽杀绝；第四次是在公元前49年，当恺撒与庞培公开决裂，从高卢挥师南下意大利时，元老院以叛国罪名对恺撒发布了终极令，但是这次终极令却没有发挥作用，恺撒凭借武力击败了元老院和庞培。
在罗马共和政制的三大要素中，两个权力机构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时常处于对立与竞争的状态中，而执政官作为国家最高的行政官员，则在双方的权力角逐中纵横捭阖，渔人得利。
由于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而且百人团大会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必须通过元老院的批准，所以执政官的权力往往受制于人多势众且终身任职的元老院。而且共和国早中期的执政官基本出身于贵族世家，卸任后还会进入元老院继续掌控国家政务，因此与元老院关系密切，荣辱与共，执政官在元老院与公民大会的权力抵牾中往往会旗帜鲜明地站在元老院一边。但是到了共和国后期，一方面是由于执政官身世背景的变化（平民可以出任执政官了），另一方面则是鉴于平民政治势力的日益强大，一些执政官开始改变传统的立场，越来越偏向于平民一边，实际上是想利用平民的支持来压制元老院，从而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随着执政官立场的转变，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危机也就开始降临了。
执政官拥有的是积极的执行权，保民官拥有的却是消极的否决权，二者正好是针锋相对的。
罗马共和国的另一个重要官职是监察官，监察官通常是从卸任的执政官里面选出来的，虽然从法理层面上来说，监察官的地位比执政官还要高，但是监察官实际上掌握的权力远远不能跟执政官相比。
但是到了公元前 1世纪，罗马发生了内战，一个名叫苏拉的军事领袖代表贵族势力镇压了平民派。在挥师进入罗马、剿灭了与之对抗的马略党之后，大权在握的苏拉迫使元老院授予自己“无限期独裁官”的职位，以便集中权力来恢复贵族统治的古典共和体制。虽然苏拉在完成了他的共和重建计划之后急流勇退，告别了政坛，但是他所开创的“无限期独裁官”的先例却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保民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官员，他不拥有公权力，没有积极的执行权，只拥有消极意义的干预权，即否决权。保民官的一个重要职权就是可以否决元老院和执政官制定的法规和发布的政令，只要他认为这些法规和政令侵害了平民的利益，就可以运用一票否决权，使其归于无效。
权力(power)属于元老院，权利(right)则保留在平民大会中；权威属于执政官，但民意却掌握在保民官手中。执政官与保民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执政官的职责就是维护国家的稳定发展和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而保民官却构成了罗马共和国“永久存在的革命”的领袖。
保民官虽然可以运用人民赋予他的干预权来反对元老院的议案和执政官的政令，他却不能以此来反对百人团大会通过的法律，因为百人团大会是代表全体罗马公民的权力机构，它通过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保民官也不能超越和践踏法律，他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行事。
从前立场坚定地站在元老院一边的执政官也开始利用平民革命和罗马内战的混乱局面，与操纵城市平民的保民官暗通款曲，形成了执政官、保民官和军队的新三角同盟，共同对付元老院和传统贵族集团。从马略、秦纳到恺撒、屋大维，他们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前进的，最终，获得了保民官和城市平民支持的执政官借助军队取代了元老院的统治，把共和国转变为帝国。
综观罗马共和国的各种官职，其产生的根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公民大会（百人团大会）、元老院和平民大会（特里布斯大会）。具有执行权的政府官员大多是由百人团大会选举产生的，在紧急状态下产生的独裁官是由元老院直接任命的，而具有干预权的人民领袖则是由平民大会选举产生的。
伊特鲁里亚人向坎帕尼亚地区的渗透，引起了西地中海一个强大希腊城邦的强烈不满，这就是西西里岛上的希腊重镇叙拉古。
相比仅仅适用于意大利境内人民的“公民法”，更具有国际意义的“万民法”的内容更加广泛丰富，它逐渐发展成为罗马法的主体。
当时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的“靴底”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邦塔兰托，它也是一个天然良港；后来又在塔兰托东边的“靴跟”上建了另一个海港城市布林迪西。从布林迪西乘船出发，渡过亚得里亚海就到达了希腊北部的伊庇鲁斯地区（今阿尔巴尼亚）。在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之前，罗马人不仅从来没有与希腊人发生过冲突，而且非常仰慕希腊人，灿烂辉煌的希腊文化令罗马人自惭形秽。但是当罗马人开始觊觎繁荣昌盛的意大利南部地区和西西里岛时，追功逐利的民族秉性就促使他们不得不与文化偶像希腊人决一雌雄。
应塔兰托人的请求，公元前280年皮洛士亲自率军进入意大利保护大希腊的城邦。于是，罗马人就与希腊人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美轮美奂的希腊世界很快就要面对如狼似虎的罗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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