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历史究竟能不能“借鉴”？
首先我想说，所谓“以史为鉴”，实际上不能成立。
赵匡胤兄弟平定中原使用了“先弱后强”的大战略获得成功，但朱元璋就必须逆反其做法先打陈友谅，否则只能落得个身死国灭；当我们设身处地坐在朱由检的龙椅上时，我们不能确定历代均有运用的“抚” 和 “剿” 哪个对流寇更管用；当满清统治者打量帝国疆域时，并不可能预料到看似顺应潮流的改良和一手培育的 “新军” 竟然把枪口转向了自己；副统帅蜗居深宫读了那么多宫廷政治与权谋机变，最终也只落得个亡命他乡“自取灭亡”。任何历史事件都是一定的历史格局下历史人物经过种种考量和博弈后造就的。
徐图再进还是一鼓作气？
勇追穷寇还是养寇自重？
与民休息还是大兴基建？
谈论历史者，都是事后诸葛亮，都是回望过往的一切。是得知历史结果后再去做诠释与评判。剥离具体条件而空谈“以史为鉴”，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也就是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实际上是不严谨的。
众多号称相同的历史事件，也只是在某些特征上具有相似性，不可能完全相同。每个历史人物的决策和行动，也都是结合身处情境而且极其具体入微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削足适履去予以“借鉴”。
历代统治者都明白不能暴虐不能贪敛，可他们为什么做不到？做到的为什么坚持不下去？连我辈都清楚战场对决不可“轻敌”，但古往今来因“轻敌”而含恨失败的战例又有多少？究其原因，当然不是不懂“以史为鉴”，而是切身环境酿成的种种“不得已”，身处种种“不得已”后方知“史”不好“鉴”，往往也不能“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说白了也不过是最美好的愿望而已。如果万事真的能靠这样的“宏大叙事”去解决，那人类历史也真是太简单了。
贰 好人 or 坏人？
小孩子们在观看影视作品时，总是喜欢询问父母一个问题：谁是坏人？谁是好人？
粗分善恶，非黑即白，这是一种相对幼稚的思维模式。像《三国演义》中“汉贼不两立”这样的理念，只能存在于演绎作品和特殊用意的口号中，绝不是历史的真面相。
发生在1937至1945年间的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全面战争中，我们似乎也可以运用类似的思维去品评月旦：这是抗日英雄，那是卖国汉奸，那是侵华恶魔。一刀切，虽粗暴但方便。
不独国人常常如此，素称发达的欧美国家也有一些人认为，战争期间的“军国主义者”及其合作者都可以被准确地予以辨认和剔除。“在他们看来，1945年可是个绝佳的机会，终于可以跟那些勾结法西斯的军事、金融和政治体制派进行清算了。” （〔荷〕伊恩·布鲁玛：《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但我们用放大镜去审视真实而复杂的历史时，发现真相似乎不是那样非黑即白一目了然。
当我们翻阅那个时代的日记回忆、杂志报纸、档案文献，当我们相对近距离地接触这段历史时，我们就不难发现：与日伪方面展开“合作”的“汉奸”们不总是那样俯首称臣乖乖听话，他们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山头派系和利益盘算。伪府群奸如此，生活在沦陷区的社会名流们更是如此。“当环境需要时，或者当机会降临时，不少资本家情愿与日本人合作管理长江下游经济，偶而他们甚至还会为讨好日本人而与汪精卫政权抗争一番。” （〔美〕王克文：《通敌者与资本家：战时上海“物资统制”的一个侧面》）
无论投靠北洋军阀还是投奔国民政府，无论暗通重庆还是讨好日伪，那些黑白难辨底色模糊的人也只有一个信念：活下去。在国、共、日、伪的强权缝隙中活下去，在国、共、日、伪的权力缝隙中巧取对策，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夹缝中求生存甚至发展壮大，这是乱世民国各界人士均需要掌握的生存艺术。
著名的政坛“不倒翁”阎锡山曾经生动地形容自己身在国、共、日三方间的处境好比是“立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一个鸡蛋都不能踩破”。 这实际上是民国时代的一个生存常态。由于缺乏一元化的强权自上而下、四野无遗地进行统治，这一状况常常导致权力真空或者微妙制衡的局面的出现，这就给了弱势力量生存的缝隙与空间。
夹缝之间，并非空无一物。夹缝之间，需要填充和丝线。所以你翻阅史料，会看到乱世时期“红皮白心”、“双面政权”甚至“多面政权”是多么“泛滥”。
如果用“血酬定律”的说法去解读这种生存策略，那就是要懂得与枪杆子站在一起，与最强的枪杆子保持最近的距离，同时不得罪其他枪杆子。透过这个历史万花筒，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民国政军商各界的人物群像，也能看到整个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最深刻最本质的“运行规则”。
叁 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吗？
可能越古早的时期，这句话越行得通。
毕竟时过境迁资料稀少，留存下来什么我们就只能以此为根据而信什么。
但历史越晚近，很多事情就越掩盖不住。因为随着近现代印刷、运输、通讯、传媒等诸方面的变革和兴起，任何人和集团都已经做不到“垄断”历史话语权。
普通大众都觉得李世民在上位前英明神武，大唐开国几乎一手包办，“天策上将军”不是白封的。至于李渊、李建成、李元吉，都不过是这位后来的“天可汗”身边的点缀。但玄武兵变的马蹄声声，也掩不住“异端”哓哓。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告诉我们，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姜还是老的辣，高祖李渊的权谋与心机长期以来都被后人严重低估。
你看，胜利者的叙述，就被历史无情地打脸。
今天你可以读到中共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也可以看到《中国国民党史》，更不难找到港台或海外学者的民国史或国民党历史。
国共斗争中的落败者，还能出版《陈诚回忆录》、《陈布雷回忆录》。而“胜利者”后来内斗的牺牲品，也能留下《陈伯达最后口述》。
你看，“胜利者”并不能禁止或包办历史。
再过30年，微信微博都会成为研究当代史的重要材料，甚至每个普通人的生命史都有可能获得构建（是构建，不是还原）。
换句话说，“胜利者”并不能“书写”历史，最多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讲述”历史。至于讲得对不对讲得好不好，那真是只能由后人评说了。
最后，在我这个历史学门内汉看来，读史学史，应当理解一句话：没有任何一个论断可以放之四海
、穿越古今而皆准。我们不能迷信一切现成的结论。这也是我这个公众号的立足之本和创作主旨。
读史学史，不是为了争个高低，看谁背得名词解释多，看谁记得历史年份对。而是辩证对待整个世界，不偏执，不惊诧，保持平和、开放、自我分析、自我反省的人生态度。这样才算不枉读史阅世，成为一个自由且体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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