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语
不同于具有庞大体系的外文小说，中国古典小说独具韵味，在文化和语言上都排除了翻译文学的隔膜感，是一道真正献给国人的美味佳肴，中国古典小说又以明清小说为主体，《水浒传》作为元末明初成熟的著作，不管在时间性还是艺术性上都具有典范和标杆的作用，其魅力和影响已然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一面旗帜。
不同于《红楼梦》为曹雪芹一人之天才创造，《水浒传》的成书是众多创作者在一段时期内不断完善的结果，甚至离不开民间百姓的口口相传和演艺评说，这就造成了其内在的丰富性；其也不同于《三国演义》是架构在一段真实的历史中，《水浒传》虽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北宋末年，选取的宋江等一众好汉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但却经过了大量甚至本质化的艺术加工和再创造，这就决定了其深刻的人物塑造功力；其也不同于《西游记》假象了一个神魔世界，《水浒传》的故事接地气，对社会万象的刻画描绘入木三分，极富代入感，这就增强了其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可以说，在四大名著的行列中，《水浒传》有着其特殊之处。
那么，《水浒传》究竟有何独特的魅力独步于四大名著乃至中国古典小说之林呢？依我看来，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那便是：故事传奇、人物丰满、内涵复杂；
即使放眼世界文学之林，《水浒传》的故事性和讲故事的能力也绝对可以排进三甲，可以说，全书有太多故事都能让人过目不忘，而这背后的原因就是故事的传奇性极强。传奇传奇，贵在奇字，唯有奇了，才能记住，可奇也不能奇得夸张，又不能奇得流俗，《水浒传》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走到了巅峰。鲁智深倒下身子，就把一株柳树连根拔起；武行者抡圆两个拳头，竟能打死一只猛虎；十字坡小店的包子馅，竟是把来的人肉；而比奇更难得的，是《水浒传》对讲故事的拿捏和把控，火候不急不躁，又层层推进，悬念迭出，从中可见成书过程中民间说书人的功劳，而作者的打磨则让其迈入了艺术殿堂。
与传奇故事相辅相成的，则是其丰满的人物，《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可以说是费足了笔墨，不仅出场的外形描述百态不一，更可贵的是人物的行为语言栩栩如生，同是鲁莽，鲁智深和李逵就不尽相同，同是军官，林冲和杨志又截然不同，甚至就连着墨不多的女性角色都各不一样，此外，精细入微的心理描写更是增加了人物的深度，多元化的描写不仅牢牢的将一百单八将送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也丰富了对人物艺术形象进行分析的可能性。
对于一部通俗小说而言，《水浒传》在故事和人物上的成就已足以令其傲视群雄，不过真正让其成为一件永恒艺术品还是离不开最后那四个字：内涵复杂。乍看起来，《水浒传》似乎只是赞颂了一批反抗黑暗社会的绿林好汉，或者按照教科书里的标准说法，是描述一场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然而这背后却大有文章，极为矛盾和复杂。号称是劫富济贫的好汉，却没少干残害百姓之事；说是农民起义，队伍里却大半朝廷军官，甚至还有柴进这样的前朝皇族后裔；口号杀尽天下贪官，及至抓住高俅童贯之流却好言相劝唯唯诺诺；让人大有越看越看不明白之感，这种思想内涵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一开篇即体现在了一百单八将的出世上，故而如何给梁山好汉定调子，就成了解读《水浒传》的一把钥匙。
说不尽的楔子
引言和第一回可以共同看作是《水浒》的一个楔子，这个楔子在结构上独立于全文，其作用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梁山好汉定调子，同时也显出全书的主旨，故而对于这个楔子就不能不好好深究一下，下面我们首先来看楔子究竟讲了什么。
引言开篇便从两位名士（理学家邵尧夫和隐士陈抟）的角度高度赞扬了一个人，那便是宋太祖赵匡胤，“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在充分肯定宋太祖丰功伟绩的同时，更强调了天数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正所谓“天和人合”，宋太祖被描绘作天界的霹雳大仙下凡，终结乱世，开创四百年基业。
接着，笔锋一转，又转到了宋朝的另一个皇帝——宋仁宗的身上，这里关于天界作用的渲染就更浓郁了，干脆让太白金星化作一老叟，下界来医治太子（宋仁宗）的啼哭，原来这宋仁宗便是天界的赤脚大仙，听了太白金星告诉他天界给他派了两员星宿（文曲星包拯和武曲星狄青）下界辅佐后，便停止了啼哭，尔后便是宋朝开国以来的巅峰时期——“三登之丰”，可就在百姓受了几十年的快活后，却乐极生悲，一场瘟疫席卷全国，其惨烈程度远甚于现如今的新冠病毒，居然使洛阳城的军民“去其大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宋仁宗决定迎请天师为万民祈禳瘟疫，这才引出了第一回中一百单八将的出世。
细品引言部分，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着墨最多的便是宋朝的两位皇帝，一位是开国之君，一位在位时间最长，对前者极尽褒奖之能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塑造宋朝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这就为梁山好汉“只反奸臣不反皇帝”的行动纲领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写后者，则是凸显宋朝由胜转衰的转折点，为此作者甚至虚构了嘉祐三年的这场大瘟疫，那么，宋朝由“三登之丰”的盛世景象转向衰落难道就真的是文中所说的“乐极生悲”吗？这看似偶然的天数将尽难道就毫无道理可言吗？
当然不是，作者通过宋仁宗对待瘟疫的处理过程，至少点出了两个宋朝衰落的原因。首先便是在宋朝庞大臃肿的官僚体制下的官员选擢，众所周知，宋朝为了形成强大的军事集权，采用了“文官治国”，每年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竟达数千人，并且这个官僚体系一直在加速膨胀，在这样一个病态沉重的官僚体制下，人材的上升途径也自然官僚腐朽化，下级阿谀奉承，上级作威作福，被宋仁宗派往迎请天师的洪太尉，便是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下腐朽官员的代表；其二便是宋朝自上而下对道教的高度崇拜，及至后来的宋徽宗竟被尊为“道君皇帝”，赵官家对道教的崇拜可见一斑，故而面对瘟疫，宋仁宗不惜耗费官帑作起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也就可以想见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对道教的花费了，而那一套“无为而治”、不务实而求仙的理念被用来当作国策，整个社会走向衰落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就解释了在后面的故事中，道士基本都不是什么善人，不是淫道就是邪道的原因了。而在接下来的第一回中，这两点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飞扬跋扈的洪太尉
第一回的主角只有一个，那便是宋仁宗的殿前太尉——洪信，赍捧丹诏前往龙虎山的洪太尉受到了道观最高规格的接待，毕竟，真人们明白来的可是他们的衣食父母，道观也早已不像一个清净无为的修养之所，而成了服务皇权，控制人心的一位婢女，不过，天师却并没给洪太尉面子，反而偏要考验考验这位为万民祈福的“大爷”的诚心，而洪太尉在这场考试中只能勉强及格，及至考完还要嘴里骂骂咧咧，责备众道士让他吃尽了苦头，不过好歹皇上交待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为万民祈福的诚意也早已不知飘到九霄云外了，见这位衣食父母心情不错，众道士真人可来劲了，非要请太尉游玩山色，不料却坏了事。
如果说前番因在山上受了惊吓而呵责道士们只是洪太尉“官威”的预演，那么参观伏魔之殿则将其的飞扬跋扈体现的淋漓尽致。首先是独断自负，明明是贴了数张封条的伏魔殿，洪信却偏要入殿参观，足见其专断，明明真人再三叮嘱内中封有魔君，洪信却自恃博览群书，从未听闻伏魔之法，硬要开掘石碑，足见其自负；其次是阴险毒辣，面对不肯听命的真人，洪信拿出了那一套肮脏的权术手段，威胁要向皇上参道士们一本，“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这句全书曝光率极高的一句话便由此起；最后是欺上瞒下，及至放走了魔君，洪信又命令下属众人不可向皇上走漏实情。洪太尉的三部曲生动的为我们诠释了一位佞臣的面孔，其也成为了全书奸人群像的一个预演和象征。
好汉原来是“魔君”？
说到这，我们便可回到为好汉们定调子的问题上来了。照原文的说法，这一百单八将可是被历代真人天师锁住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是名副其实的“魔君”，天师为万民祈福消灾，锁住的“魔君”自当想见，全托洪太尉之误，才让这些魔君“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可见这是群不安分的家伙，绝非善类。
可从后来的故事发展来看，这群“魔君”却义气深重，嫉恶如仇，除暴安良，及至归顺招安，又是征辽国，灭田虎，诛王庆，平方腊，为宋朝社稷的平定立了大功，为天下苍生的福祉保驾护航，哪里有“魔君”的样子，简直就是“福君”。
可说这一百单八将是“福君”，似乎也不对劲，这里头有贪婪好色的矮脚虎王英，有鸡鸣狗盗的鼓上蚤时迁，有水上谋财害命的船火儿张横，有孟州道卖人肉的母夜叉孙二娘，更有杀人魔头黑旋风李逵，哪个身上没有一两条命案，哪个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似乎我们陷入了矛盾，的确，这一百单八将，就是这样一群亦正亦邪之人。
要想真正揭开这亦正亦邪的面纱，还得去原文里找。细看第一回，在洪太尉发现镇魔的石碑上刻着“遇洪而开”四个字之时，原文道“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原来作者早已为这群“魔君”定了性，这一百单八将表为“魔君”，实为“忠良”。再不妨想想梁山好汉们的纲领是什么呢？——替天行道，可见天道不明，需要有人站出来，这也就是“魔君”们只杀奸臣，不反皇帝的原因，皇帝即天子，是天数的意志，是不能违背的，但如今天子受到了小人的蒙蔽，故而天道不明，这时忠良的“魔君”便上应天数，下界来以毒攻毒，替天行道。
所以真正流淌在这群好汉“魔君”血液中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忠”，这也正是作者为这一百单八将定的调子，搞明白了这一点，就离真正读懂《水浒传》更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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