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是中国传统天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法的根本任务在于科学地安排年、月、日，使它们既符合天体运行的规律，又适合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中国历史上先后产生过上百部历法，这些历法推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不断发展。但是到了明朝，由于统治者固守朱元璋钦点的《大统历》，使得“有明一代，历无一改，甚至倒退，濒于萎缩”。
历法的停滞不前，带来了天文观测的一再错误，朝野上下修历呼声日渐高涨，终于在万历年间揭开了历法改革的序幕。
一、《崇祯历书》的编撰原因
崇祯二年，在徐光启等人的大力推动下，酝酿已久的参照欧洲天文学改革历法的活动正式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大规模地引进欧洲天文学，最终编撰出了《崇祯历书》这样一部大型天文学百科全书。
《崇祯历书》围绕明朝天文历法机构在天体运动计算以及历书编修方面的实际需要，针对中国本土历法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不足和差误，以欧洲天文学家第谷及其弟子的《新编天文学初 阶》为基础，同时参考了托勒密、哥白尼、开普勒等人的著作，形成了一套以第谷天文学体系为框架、带有中国特色的天文学体系。
崇祯帝
《崇祯历书》既有天文学理论与天文表，又有基本的三角学与测量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天文仪器知识，全面涵盖了日月五星和恒星运动的观测、数学处理与具体计算，堪称是中国天文学史和西方科学东传史上的一座空前的里程碑。
据《明史》记载，明代历法改革的导火索是“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依《大统》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大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
也就是说，发生在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日的那次日食，被徐光启按照西洋历法推断了出来；而按照当时明朝的《大统历》进行推算的钦天监官员们，推算出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大大不符。这终于使崇祯皇帝下了历法改革的决心。
二、历法改革面临的困难
自修历开始，各种纷争不断涌现。这是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后，中西两大阵营的一次直面相 向的对抗。卷入对抗的人物之多、矛盾之复杂，都是历史上少见的。对抗的结果甚至延续到清朝前期。
讨论
▼西方天文学在明朝遭到抵制，有着很多原因。
第一，仇教思潮。明朝时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很多，不少人有着很高的天文学造诣。天文学是他们在中国传播宗教的指路灯和防护屏。
但对仇视西方天主教的人来说，要想彻底批倒天主教和传教士，就必须把传教士的天文活动定为“妖妄怪诞”之论，是怪诞不准的，是迂阔无用的，根本不能与“祖宗钦定、圣贤世守之大统历法”相提并论。
第二，传统意识形态对外来事物的抵触。因为“皇权天授”，所以古代天文历法与封建意识形态和封建制度的稳定是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重要的伦理学。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体的大小与排列次序是“别上下、定尊卑”的标准，是另一种封建等级观念，西方天文学居然说月球比星星小也就算了，连太阳也比那些肉眼很难看清的星星还小，这不是想巅覆人们尊崇的等级观念吗？
第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所谓“天无二日”，太阳在中国人心中代表着天和皇帝，日月五星是尧舜以来中国之纲纪，也是中国人的“天道”，西方天文学如此胡说，岂不是妄干天道？到底是何居心？
如果颁行这种西洋历法，那不是表明大明奉夷邦为正朔，我天朝上国沦为其 臣属了吗？
出于以上原因，很多文人士大夫提出了“但患人之不华，华之为夷；不患历之不修，修之无 人”的口号，新的历法修订面临着很大的阻力和压力。
三、崇祯修历的真正原因
如果说一两次观测数据的错误，并不能使崇祯皇帝下决心修订历法。明末历法改革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中有皇权统治的需求，有西方天文、历算的输入与明代历法发展的先天不足，从改革技术层面上的原因到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呼声，还有唐顺之、顾应祥、周述学、朱载堉、邢云路等学者的努力。
16世纪西方宗教改革完成后，传教士们以介绍西方科学为媒介来传播天主教，西方的天文学在万历时期开始进入中国，中国人崇信者颇多。
明朝施行禁学天文的政策，目的是巩固皇权统治。古人认为天文历法可以窥知天命，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
但是明代历法误差很大，从成化年间开始，不断有改历或修历建议出现，并且从嘉靖年间开始，民间学者和官方学者皆开始了针对历法的学术研究活动。
封建社会的历法改革不是一项纯粹科学活动，而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活动。
决定历法改革成败的判定性因素是多元化的，因为崇祯皇帝即位时，明朝面临的局面是内忧外患不断，因此从皇帝的自身角度上看，崇祯是想通过修历法，表达自己上任后励精图治，要实现一番作为，来达到巩固皇权统治的目的。
这一点上，修历为政治服务，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的初衷，与封建社会其他时期的修历是一致的。
当然，崇祯修历，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比如天主教在明末宫廷中的传播及其地位的提升，明末频繁的气候异常与自然灾害，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末历法改革的进程，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崇祯想通过修历这一举动，向全体国民表达自己励精图治改革的态度，拉笼渐渐失去的人心。
四、《崇祯历书》的内容
由于时局的关系，《崇祯历书》编纂过程不是一个经过严密计划而有条不紊地推进的过程，而是一个边试边改的过程。
在这场历法改革中，传教士们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简单地将天文知识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而必须考虑这些知识的实用效果问题。
他们所要传递的并不是简单的书本知识，而是需要见到实效的实践性知识，所以其传播过程就要比简单书本知识的传播要复杂得多。
我们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崇祯历书》中原有“太阳冬至自行变时表”和“太阳细平行变时表”，两者分别是按照冬至时期太阳一日行度和太阳平行来变换时间。
很显然，用这两个表来进行计算，会带来较大的误差。因此，《西洋新法历书》中“细行变时表”将一年划分为十几个区间的做法，相对《崇祯历书》而言，误差必然会有所减小。
此外，“求太阳躔宿度分”应是对“随时求太阳所躔经度分”的补充，而“算二百恒年表根法”和“算加减表说”则应分别是对“历元后二百恒年表”和“日躔加减差表”计算方法的解释。
“太阳平行永表”、“太阳平行六十零年表”、“太阳周岁平实二行表”、“太阳周日时分行表”等新增表，也都算是对《崇祯历书》原有内容进行的扩充。
这些都可以说明，《西洋新法历书》的日躔理论比《崇祯历书》要更加完善和丰富。
传教士们经过十年努力，终于完成了《崇祯历书》，使崇祯帝相信西方天文学的领先地位。
但是历法修成不久，明朝就灭亡了，传教士汤若望决定与清廷合作，将《崇祯历法》献给清 廷。在新旧王朝交替之际，清人得到一套新历法作为新朝“正统”的冠冕和象征，自然是心中大悦，欣然接纳。
这部《崇祯历书》被清朝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成为清朝正统象征，并做为清朝的官方天文正统，颁行天下，沿续近二百年之久。
五、结论
在谈及明清之际的中西天文学之争时，人们往往会认为《大统历》精度不够，是《崇祯历法》产生的原因，即以历法在天象预报方面的准确程度作为修历的理由，其实是大错特错的。
历法的精度是专业天文学家判断历法优劣的标准，但却不是决定人们对中西天文历算之学进行最终取舍的唯一因素。
历法改革不是一项现代意义上的纯粹科学活动，而是一项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文化和政治活动。
决定历法改革成败的判定性因素是多元化的，从交食精度的准确性而言，明末历法改革是成功的；但如果不能得到崇祯皇帝的认可，再科学的历法也不会颁布实施，这一点上是历朝历法改革必须遵循的第一要素。
实际上在崇祯同意修改历法之前，在朝廷的“历局”和传教士们的多次实测中，西洋历法都 表现得比《大统历》精准得多。
如果以精度为唯一取舍标准，那明朝早在万历时期就会进行历法改革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左右历法纷争的，除了准确性之外，还有中西两种天文学体系之间的隔阂，以及许多非科学的政治因素。
所以“精度”这一裁定天文学标准的尺度，并不是崇祯修历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还是希望借“修历”来挽救大明的命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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