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54天《 轻重甲第八十》第七部分

《管子》学习第254天《  轻重甲第八十》第七部分

原文阅读

      桓公问于管子曰：“今剚戟十万，薪菜之靡，日虚十里之衍。顿戟一噪，而靡币之用，日去千金之积。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对曰：“粟贾平四十，则金贾四千。粟贾釜四十，则钟四百也，十钟四千也，二十钟者为八千也。金贾四千，则二金中八千也。然则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一农之事乃中二金之财耳。故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贾，釜四百，则是钟四千也，十钟四万，二十钟者八万。金贾四千，则是十金四万也，二十金者为八万。故发号出令曰：一农之事，有二十金之策。然则地非有广狭，国非有贫富也，通于发号出令，审于轻重之数然。”

      管子曰：“湩然击鼓，士愤怒。然击金，士帅然。策桐鼓从之，舆死扶伤，争进而无止。口满用，手满钱，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禄重赏之所使也。故轩冕立于朝，爵禄不随，臣不为忠。中军行战，委予之赏不随，士不死其列陈。然则是大臣执于朝，而列陈之士执于赏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禄重赏为然耳。故不远道里而能威绝域之民，不险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固，发若雷霆，动若风雨，独出独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于天下而伤寡人。寡人之行，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吴越不朝，珠象而以为币乎？ 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服而为币乎？ 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 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 故夫握而不见于手，含而不见于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吴、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

字词注释

[1]衍：富饶。在此引申为收益。

[2]靡币：同“靡敝”。耗费。

[3]平：平价。

[4]釜：齐国基本测量单位。最小的测量单位是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

[5]湩（dǒnɡ）：鼓声。

[6]：今作“镗”，钟声。

[7]帅：通“率”。急速的样子。

[8]策：击。桐：通“通”。以竹木贯通鼓可以背负行走。

[9]口满用，手满钱：有充足的食物可食用，手中有大量的钱财。

[10]大：看重。

[11]中军：合军。

[12]执：制。

[13]列陈之士：将士。

[14]不远道里：此指不远出征战。

[15]有恃之固：此指依仗山川险固的城邑国家。

[16]游：流，流行。

[18]璆（qiú）琳琅玕：泛指美玉。

[19]辟：比。等于。

[20]容金：衣袖和衣襟。容，饰，衣袖。金，“䘳”的简写，同“襟”。

译文参考

        齐桓公问管子：“如今国家有将士十万，还有柴草和蔬菜的费用，这些都要每天消耗十里肥沃田地的收益。战争一发动，就要每天消耗一千斤黄金的费用。长此以往该如何应对？”管子回答道：“粮食官价每釜四十，黄金官价每斤四千。粮食官价每釜四十，那么一钟就是四百，十钟四千，二十钟就是八千。黄金官价每斤四千，那么两斤就是八千。这样一来，每个农民每年耕作一百亩田地，这一百亩田地的收获，不过二十钟粮食，每个农民的劳作只值两斤黄金的价格罢了。所以粮食价格上涨，黄金价格就下跌，黄金价格上涨，粮食价格就下跌，二者不是平衡存在的。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会抬高粮食的价格，一釜四百，那么一钟就是四千，十钟四万，二十钟八万。黄金的官价四千，那么十斤黄金就是四万，二十斤就是八万。所以，君主要发号施令：每个农民的劳作应相当于二十斤黄金的价值。这样一来，无论土地大小，无论国家贫富，只要精通发号施令，运用轻重权变之术就可以了。”

      管子说：“咚咚击鼓，士兵情绪高昂。镗镗鸣钟，士兵出击迅速。击鼓指挥战士，虽然死伤众多，但仍前赴后继没有止息。人们这样做是因为可以满足口腹之欲，可以手握大量钱财，不是因为看重为父母报仇，而是厚禄重赏的作用。所以君主在朝堂，假如不授予爵位俸禄，大臣就不会忠诚。合军征战时，假如不施以奖赏，将士就不会为国家冲锋陷阵。所以，朝堂上的大臣受制于爵禄，军中的将士受制于赏赐。所以使得父亲不会不舍得儿子，兄长不会不舍得弟弟，妻子不会不舍得丈夫，只有加以厚禄重赏才可以办到。这样君主就可以不征战远方就能威慑偏远地区的人民，不用涉险山野就可以使有地势优势的城邑臣服，发兵像雷霆一般气势凌厉，行动如风雨一般迅猛，独出独入于各个地区，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齐桓公问：“四夷不臣服于我，我怕他们会施行悖逆于我的政治而伤害到我。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有没有解决的办法？”管子回答道：“吴、越不来朝见，就请用两地盛产的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发国和朝鲜不来朝见，就请用两地盛产的有花纹的兽皮、去掉兽毛的兽皮制成的衣服作为货币。禺氏不来朝见，就请用当地盛产的白璧作为货币。昆仑各国不来朝见，就请用当地盛产的美玉作为货币。握在手中看不见，含在嘴里看不见，但是价值千金的是珍珠，这样一来八千里外的吴、越就会来朝拜。一张豹皮，可以用来做衣袖和衣襟，价值千金，这样一来八千里外的发国、朝鲜也会来朝拜。抱在怀里但是又看不见，夹在腋窝也看不见，但是价值千金的是白璧，这样一来八千里外的禺氏也会来朝拜。作为簪子和耳饰材料、价值千金的是美玉，这样一来八千里外的昆仑各国就会来朝拜。假如财物没有管理者，事务没有办理者，远近各国没有加以利用，那么四夷就不会臣服朝拜。”

核心内容解读

        本篇第十五节阐述了如何运用轻重之术提高粮价，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

      管子的回答中叙述了古代经济中粮食和黄金的价值对比。粮食的产出主要源于农民的耕作，而粮食的价值和农民的收入则还取决于国家对市场价格的调控政策。“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一个农民一年耕种100亩地，收获大约20钟粮食；“一农之事乃中二金之财耳”一个农民的劳动价值相当于两单位黄金。文中管子告诉齐桓公如何通过合理的政策和命令来平衡两者的价值。反映了他对经济学的深刻理解，特别是关于供需关系和价格平衡的理论。管子提出调控市场、保持物价平衡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应通过调控粮食和货币的供应来维持经济稳定，也得以应对大额军费支出，这种宏观经济学思想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

        第十六节阐述了使用重禄重赏，使大臣尽忠，士兵效死。这段话强调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作者指出，士兵在战场上奋勇作战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敌人有深仇大恨，而是因为他们渴望获得重赏和高官厚禄。这段话体现了管子对战争和治军的深刻理解，强调了物质奖励在激励士兵和臣子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思想在《管子》的其他部分也有体现，例如他提到的“良田不用来奖赏战士，三年就兵力削弱；赏罚不兑现，五年就国家破败”，以及“积务于兵”的战争观念。

      第十七节阐述了将四夷宝物作为货币，达到互利，从而使四夷臣服。正是这种以经济促和平的“怀夷之谋”，使得齐桓公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国在经济上交通各国，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在大一统条件下的外贸理论，以及中国作为东亚大陆的世界领袖“衣养天下”的责任感。

      西方经济学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公元前355年）在《雅典的收入》开篇提出的问题：（城邦）国家的公民能不能借助于他们的本国资源，而不靠侵夺别人生活？在色诺芬看来，那显然有欠公正。然而两千多年后，西方经济学的这种道义基础也不见了，掠夺成了一切西方经济学的潜台词，华丽的词藻和完美的方程式掩饰不住残酷的现实。

        在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中，不同族群经济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持久和最强健的动力，用经济手段增强族群和睦相处是经济生活的应有之义。在这种逻辑的指导下，东亚世界能够在西方势力入侵以前维系持久的和平。马非百先生说：“此言四方之国皆各有其所宝贵之特产，如欲使其朝服，即当利用此等特产作为与各该国互相交换之媒介。否则，远近无以相因，而国交亦不可得而睦矣。”可谓一语中的。

      不过，千万不能因为齐国使用他国产品作货币就以为齐国放弃了铸币权。前文《管子·国蓄第七十三》学过，在管子时代，就有上、中、下三种货币，这三种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进而言之，世界上真正的财富是商品而不是货币。先王是运用货币来控制财物，掌握民用，调控经济而治理天下的。此处提到的各种玉只不过是“上币”，还有黄金作为中币，青铜刀布作为下币。这里“上币”的应用具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即“平天下”。

      事实上，在列国分立的条件下，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讲的开放是有原则的，就是应用轻重理论，以经济手段“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易其实”，使“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反观当代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表面上是冠冕堂皇的“国际分工”，实质上行的却是残酷的“殖民掠夺”。中国清代以前的国际贸易不是这样，从来就没有过欧洲那种勒索和剥削式的进贡，对中国的朝贡贸易收益最大的总是外围小国，那些小国得到的回报有时是贡物的数倍。朝贡贸易实际上是一种国际上的“损有余补不足”，这是西方世界和全盘西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直到今天也不能理解的。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货币单位：古代几大文明的“不约而同”

      货币之所以是货币，首先因为它是价格标准。价格标准，具体表现为货币单位，这是货币独有的核心功能。而价格标准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早期货币流通不断试错，从实践中得出的共识。

货币不同于他物的地方，是其化质为量的能力。严格意义上，货币只有计价标准这一功能无法被他物替代。除此之外，支付工具、交易媒介、价值贮藏等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功能，流通中均有可替代物。

具体讲，货币作为计价标准，可以将不同种类、不可直接比较的商品和劳务，通过价格这一标签联系起来，使之可以进行比较（交换）。货币使物品可以通约，一切抽象的和具体的物品都可通过货币转化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转化为可以计算的、抽象的数字（价格）。借助于货币，不同种类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物品，可以相互比较、相互交换。

如果说货币可以像一把尺子一样衡量不同物的价值，货币单位就是这把尺子上的刻度。货币单位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实践摸索、试错的过程。从货币史来看，早期的货币单位是金属铸币的重量，随着货币逐渐符号化，货币单位逐渐从重量单位演化为一个称谓。

春秋战国时期共有四个铜铸币体系：布币、刀币、环钱和蚁鼻钱。春秋时期的布币在大小、厚薄及形状等方面没有标准。战国时期，布币形制发生了较大变革，空首布变为平首布，总体也由大变小。刀币根据形状可分为两类：齐国的大刀和主要流通在燕国的小刀。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安藏环钱”，是圆形方孔钱的前身。蚁鼻钱主要流通于当时南方的楚国。总的来说，春秋战国时期铜铸币形状各异，名称多样，大小轻重不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单位，以货币名称命名的较少（文献资料中称若干刀或若干布的极少）。布币体系的货币单位总体上以釿、寽、铢、两等为主，刀币体系的货币单位以化为主。

自秦代以后，钱币实物和文献记录才可以相互印证。秦统一六国后，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颁布钱币改革令，基本内容是“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黄金为上币，半两为下币。秦半两“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的圆形方孔秦半两钱，在全国通行，逐渐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

但是，“秦钱重难用”，即秦半两过重，不便流通使用。西汉初年，流通中各种名为“半两”的铸币重量，大体上在三铢到八铢之间，“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约在公元前206年，汉刘邦以秦钱太重不便流通为名，令民间自铸轻钱流通，结果是物价飞涨。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恢复八铢钱，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又改用轻钱，结果是越改越乱。汉文帝时，经济恢复，货币需求大增，官府铸钱一时满足不了社会需要。汉文帝实行的政策，一是铸造质量高于荚钱（钱重三铢，文为“半两”）的四铢钱；二是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民间自由铸造钱币。

铸币轻重的实验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得到解决。汉武帝在位期间先后进行了多次币制改革，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重如其文（铸币实际重量表现为铸币名称）。由于三铢钱与四铢重的半两钱等价使用，于是又导致盗铸盛行。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春“废三铢钱，行用半两钱”。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重新铸造三铢钱并造皮币和白金币，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又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钱文“五铢”，从此启用。并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郡国的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发行。

汉武帝五铢钱制，收到良好效果，原因之一是五铢钱名称与重量相符，是足值货币，私铸没有油水可捞；二是铸币轻重适宜，五铢钱流通稳定；三是五铢钱制作精良，不易仿造；四是中央的政令得到了贯彻执行。

东汉、魏晋以后700多年时间内，货币史上的表现为，历代若行五铢钱制，货币流通就会稳定。否则，如王莽时期的币制改革，东吴时期铸当五百大钱和当千大钱，蜀汉的“值百五铢”等，均以失败告终。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重二铢四。因为唐代一斤比西汉一斤重一倍以上，事实上开元通宝（一文）和五铢钱的重量相差无几。

从公元前118年开始，五铢钱就固定下来，历代铸币都保持这个重量（约4克重），唐代开元通宝和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广东用机器所铸的光绪通宝，重量也是相等的。甚至在清朝末年，西汉的五铢钱还有流通。古代中国货币流通的实践中，以约4克铜合金重量为货币单位，从汉武帝到清末，前后超过2000年。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早期，如希腊古代的德拉克玛（drachma），通行的重量也是4克许，罗马的银币单位德拉留斯（denarius）也是重约4克。这是巧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人类历史上的几大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尤其在货币史上出现了诸多的不约而同（如以金、银、贝为币），是个有趣的现象。要么货币是严格的科学（似乎不是），要么是巧合。或许是有一个什么超越自然的力量在主导这一过程？

也许，是我们低估了史前时代的人们跨越地理鸿沟做生意的能力。有人认为，旧石器时代，交换就已经直接或者间接地全球化了。因为在冰期，海平面下降了一二百米，人们甚至可以穿越白令海峡。但是，到新石器时代，可能是气候变化的原因，交换的范围似乎缩小了。有人论证，公元前5000～公元前1500年，在旧大陆，发生过史前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史前人类逾越欧、亚、非洲之间的巨大地理鸿沟，将驯化的植物和动物从一个地理单元带到另一个地理单元。在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所用的龟壳，竟有产于马来半岛海龟的龟壳。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我们小瞧了史前时代人们的活动范围。既然彼此之间可以交往、交换，货币单位重量大致相同，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中国历史上铸币重量，约4克重的汉五铢与唐通宝是好钱的标准。铸币重量超过或不足这一标准的货币流通，均不成功。

轻重适宜的货币单位具有历史传承性，但货币单位的名称却在变化。五铢铜钱流通700多年后，铜铸币进入通宝时代。开元通宝一改先秦以来以重量命钱的铢两钱制，以“通宝”两字命钱，货币的名称与重量相分离。“通”突出了货币流通，“宝”则象征着国家威权，综合了铸币的货币流通职能及其国家信誉。从此，中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而发展为通宝币制，成为唐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直到清末，沿袭近1300年。

开元通宝与西汉五铢重量大体相当，但货币单位名称由“五铢”变为“文”。一枚铜钱称一文，一文的重量称为一钱。此后，一直到清末，圆形方孔铜钱行将退出流通之际，清末的机制库平一钱“光绪通宝”小平钱和一枚唐代开元通宝的重量仍然相同。

清朝末年，开始铸造一两重的银圆，但当时市面流通的是在世界上流通很久的轻重适度的七钱二分银圆，所以一两重的银圆无法流通只得停铸，而改按流通规格铸造七钱二分银圆。货币单位也就随之由“文”改变为“元”。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颁布的《币制则例》规定“大清国币单位定名曰圆”。《币制则例》没有实施。清王朝灭亡后，“元”体系的法律地位由《国币条例》（公元1914年）继承下来。国民党政府上台后，先后实施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两”“文”货币单位体系退出历史舞台，货币单位的“元”体系，被确立下来，一直沿用至今。

中国历史上的纸币实质上是代用货币，代表金属货币（以计价标准为核心标志）流通。历代纸币分别以铁钱、铜钱或银两为货币单位。北宋四川等地交子以铁钱为货币单位，南宋会子多以铜钱为货币单位，金代交钞以铜钱为货币单位，元代纸币多以银两为货币单位，大明宝钞以铜钱和银两为货币单位，清代咸丰官票以银两为货币单位，大清宝钞以铜钱为货币单位。

货币单位就是价格标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同一市场上，价格标准是唯一的。

历史上也有奇怪的事，史载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南宋政府为了解决淮南地区铁钱过多过滥的问题，由当时的吏部尚书赵汝愚等奏请，印造两淮会子三百万贯，每贯相当于铁钱七百七十文，分一贯、五百文、二百文三种面值，在两淮地区流通，并允许流转至江南沿江八郡等原来行使铜钱和铜钱会子的地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两淮会子》）。这个举措的意图，一是要通过发行纸币收回部分流通中的铁钱，二是扩大铁钱会子的使用范围，其初衷是要减少铁钱的流通量。宋代铸币划区流通，江南八郡属于铜钱流通区，市场惯行的货币单位自然是铜钱单位，而铁钱会子的货币单位为铁钱。朝廷此举引起时任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兵马钱粮的杨万里激烈反对。（就是那个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杨万里上奏的理论依据是“现钱为母，会子为子，母子不相离”的“钱楮母子论”。杨万里所言，是指楮币借金属货币之价值单位参与流通，铁钱会子在铜钱流通区没有可参照的价值单位标准，不能在铜钱区衡物之值，而无法流通，故在铜钱流通区发行铁钱会子的想法非常荒唐。杨万里上书谏阻，发“钱楮母子论”，揭铁钱会子将“无钱可兑，是离母之子”无法流通之事实，拒不奉诏，表示即使将来朝廷发来铁钱会子，也不会接收，否则“江南之民又将不胜其扰”。由于各种原因，南宋当局终于没有在江南行用铁钱会子。但是杨万里也因为这篇拒不奉诏的奏议而被改任为赣州知州，他对朝政十分失望，遂不赴任，从此结束了政治生涯。

参考资料

《货币常识：历史与逻辑》，李义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

《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翟玉忠，博瑞森管理图书，2018年1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