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普提出过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出乎意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对于我们这代人讲，80多年前的事情似乎离我们很遥远，我们了解的信息也仅仅停留在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当年的革命力量带来巨大损失、造成了中国革命暂时性的挫折。今天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书《北上》还原了那段历史，给出了不一样的解读。就是张国焘叛党后的那段历史，甚至对中国革命包括现在中国党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建班子要“统一思想、严明纪律”
尤其是政党初创期，更要通过铁的纪律维护全党团结统一。1938年10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系统总结了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深刻认识到党的统一重要性，重申党的纪律和干部政策，以此统一了全党思想。要求全体党员严守党的纪律，包括“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些简单直接的纪律。尤其是选拔任命干部上，应该做到“认人为贤”，要以能否坚决执行党折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坚决抵制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实行“任为唯亲”的做法。张国焘叛党之前，党内已经组织了关于“国焘路线”斗争和纠正，但并不深入，也不深刻，没有实质性总结出有关加强党建的关键经验。直到1942年，因处理红四方面军干部引发了很多问题，党中央不断反思和总结，才使这场斗争走向了积极方向。所以，后来，毛泽东说过：“我们有一条经验，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怀”。朱德曾对美国作家史沫莱说过：“中国革命就好比一列长途列车，有的人在小站下车了，也有人上车，而大多数留在火车上，直到列车抵达目的地。张国焘可以断送更多人的生命，但他扭转不了历史的进程”。正是由于他在党内出现问题的极端个例，引发了全党反思，终于纠正了错误路线，加强了我们的军队和党。
二、带队伍要“允许犯错，人尽其用”
解放战争期间，我们所熟知的徐向前、许世友、洪学智等杰出的红军将领多数出自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后来的路线斗争中的确有过过火的行为。包括张国焘叛逃，直接因素是他曾经的亲信、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李特、黄超被秘密处决。毛泽东曾自我批评时说过：“1937年，延安抗大暴动，许世友等人想杀人我，给他们作了反革命暴动的结论，必须要反思。这里有个教训：过火斗争引起他们这样干，这是不对的”。也正是这些事件的发生，使当时还处于年轻的共产党中央认识到：与错误路线斗争重要，但正确的教育和培训人才更重要。1942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对待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态度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在党内斗争中不从爱护同志的观点出发，不是为了团结、而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来进行争论，这是很大的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理，但关键还在于治病救人，而不是不分轻重，把人打倒。期间，他还讲了一个历史故事：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的时候，孤竹君的两个公子——伯夷、叔齐在半路上拦住西周的军队，对周武王说：“商纣王虽然是暴君，但你作为臣子，用兵去杀国君，这不是以“以暴易暴吗？”毛泽东告诉大家，如果拿错误路线对错误路线，把一部分打下去，以这一部分代替另一部分，这就是“以暴易暴”，这就会给党内造成一种不健康的空气，无论是党员、干部都不大好过日子，天天怕人家排斥。也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包括毛泽东自我批评的讲话，感动了每一个四方面军干部，也使他们体会出了中央对他们的信任，感受到了毛泽东能团结人的风度，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涌现一大批骁勇善战的猛将铺平了思想道路。
三、定战略要“切实调查研究，掌握一手资料”
中国革命的前途在于斗争，斗争胜利的关键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正确的领导离不开正确的判断，而战略的正确是其中的核心要义。红军在闽浙赣根据地“四次反围剿”胜利就是因为战略正确，红军转战大半个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基于战略的正确，“四渡赤水”、“抢过金少江”、“飞夺泸定桥”更是战略正确下的结果，但影响中国革命方向和关乎国家命运的关键还是党内斗争，因斗争统一了思想，因斗争巩固了团结，因斗争建立了民主的核心。党内斗争关键一役则是草地上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客观上葬送了当时能征善战的2万余红军西路军，但另一方面，则锻造了一个铁一样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其中，两个细节也很重要。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路线问题，无论是朱德客观事实的陈述，还是凯丰相对偏左的声讨，事实列举清楚，原因分析合理，但张国焘始终没有完全承认分裂中央的错误，直到毛泽东提到张国焘的秘密电令，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才使张国焘在政治局会议上彻底认错，从而展开了对国焘路线的正式批判。而真正使毛泽东能够确定正确的党内斗争战略，还在于周密细致地调查研究。包括这份秘电等很多证明材料，毛泽东都准确掌握了。最早，1935年9月9日，传到了毛泽东手里的绝密件《卓木碉会议纪要》，就是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有力证明。第二个细节，是西路军的失败。几次西路军都有转危为安的机会，但当时总政委陈昌浩未听取总指挥徐向前的意见，未能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分析当时形势，拿出合理战略方案，而因受“国焘路线”影响、一味机械地执行中央未判明形势的“庙堂命令”，导致最终西路军全军覆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由于西路军的失惨败，才有了毛泽东后来战场上的放权，解放战争中后期，从粟裕开始的淮海战役，到后来解放全中国，各级将领充分发挥战场上情况明、决断果的能动性，打败了蒋介石处处干预作战行动的800万蒋军，不能不说明尊重事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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