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六：成功总需要点“诚意”

《传习录》六：成功总需要点“诚意”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 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尽也。‘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寿夭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个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成功总需要点“诚意”。

徐爱师从王阳明，王阳明少年立志“学位圣贤”，向上受到宋儒“二程”、朱熹、陆九渊的启发与影响，在思想源头处直追孔子、孟子。朱熹强调“格物”以“至于善”，王阳明强调“心即理”，着意在“诚意”上下功夫。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爱才提出了自己的困顿——朱熹有理，老师王阳明也有理，老师讲的“至于善”功夫又与朱熹讲的“格物”相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中庸》将学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生知安行者，第二类是学知利行者，第三类是困知勉行者。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在他看来，三类学者面对的无外乎生知安行事、学知利行事和困知勉行事。

面对的事不同，应对和解决这些事的难易程度自然也是不同的，进一步讲，所使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

当然，王阳明对三类事的排序也同常人不同，他认为困知勉行事对常人来说相对容易一些，学知利行在其次，生知安行事最为困难。相对而言，生知安行事要用高纬度的心法去解决，高纬度的心法可以兼而解决低纬度的问题，低纬度的心法却无法解决高纬度的问题。也就是说，用“困知勉行”的心法，是无法解决“生知安行事”的。朱熹的“格物”之训旨在解决“物格知至”的问题，是“困知勉行事”的应对心法，是断然不能解决“生知安行事”的。

对于学者面对的三类事，王阳明作了进一步的展开。尽心是完全的心、知性是本然的性、知天是天命的天，这些都是完整彻底的境界。孟子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因此，“尽心、知性、知天”属于生知安行事，无须任何矫揉造作，顺而安行就好。存心是尚未完全发挥的心，养性是尚有不够纯粹的性，事天是以“我”奉事天，“我”与天命之间尚有分别，这些都属于尚且对立的境界，《论语》讲“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存心、养性、事天”都属于学知利行事，能做到“弗畔”——恭敬奉承就好，但终归与天地自然并非一体。“夭寿不贰其心”是“我”自有一颗笃定的心在，与寿命的长短、境遇的好坏无关，这颗心是不会轻易动摇的。孟子讲“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之所以讲“修身以俟之”，实在是因为尚未见识到“天命”，只是努力不动摇自己的心，老老实实在那里等待时机，等待对“天命”的觉悟。“夭寿不贰，修身俟命”是初学立心的姿态，虽未见“天命”，却坚定等候，有一个困知勉行事的意蕴在。

在王阳明看来，面对困知勉行事，有一份笃定心在，朱熹的“格物”之法不失是一种精进心法。若是面对生知安行事、学知利行事，仅靠“格物”，是无法应对的。当初，王阳明受朱熹“格物”之训影响，面对一株竹子，整整格了七天七夜，格到吐血，也没格出个所以然来。原因只有一个，王阳明是要明心见性“学为圣贤”的，对于一个把“学为圣贤”作为自己天命，甚至把“学为圣贤”当作天下人天命的人而言，用“格物”的心法，哪里能应对“生知安行事”“学知利行事”呢？

学问不是讲话的文字游戏，而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思想与实践。因此，倘有人一定要走“格物”的路子，也要记得：身体的主宰就是本心，本心的生发就是意念，意念的本体就是认知，意念的所在无非事物。倘若一定要格物，格的也应该是意念所在的事物，在事亲事君上下些格物的功夫，在仁民爱物上下些格物的功夫，甚至在视听言动上下些格物的功夫，总好过去格那些心意难在的无关之物。

《中庸》讲“不诚无物”，诚意的功夫所及才是朱熹讲的“格物”。

成功总需要点“诚意”，光靠在心意难在的无关之物上下格物的功夫是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