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们荒唐的大公无私

公知们荒唐的大公无私

墨者顾如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本是在批利己。却被儒者和某些公知用来批墨。且不说这些人是不是对孟子做了断章取义。我们且先谈谈“大公无私”。

试问：西人之学说，是哪些人主张公人、公权为公人、公权之私？我看是没有的。公权本是众人所立，为的是担负守夜人之看护责任。这是白右的主张。公权本是众人所立，为的是为其公民服务。这是白左的主张。无论白左、白右，都没有主张公人、公权为公人、公权之私。那么“大公无私”这句话就没有错。为什么公知们要批”大公无私“呢？没有理由啊。也许公知批”大公无私“是在批要求百姓无私。他们引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人人为私利而为之，从而也就实现了人们的互利。所以私利、为私并不是恶。也许这才是他们的本意。

那么公知们就应该批儒而不是批墨。特别要集中批孟子。为什么呢？因为孟子又曰：

“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注意到儒家君臣、父子、兄弟都是被服从者何服从者关系。孟子这句话表达了：下位者对上位者、百姓对统治者不能带私利。主张的是百姓对公权的无私。而不是公权对百姓的无私。公知应该认真地去批判这位儒家圣人。当然，儒家并非不谋求私利。《孝经》曰：“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孔子为儒者们指出了谋食之路：通过竭心尽力地孝忠君王谋食。如此则没有辜负父母给他的身子。那么此处是不是与儒家的”利合于义“说矛盾呢？在儒家学说中并没有矛盾。因为儒家之大义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就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遵从。而且上位者是利益分配者。《论语》曰：”不士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注意”大伦“这个词。遍查儒家自著经典，其中也只有一处提到”大义“一词。那是讲某人杀掉了自己想造反的儿子，儒者们指称这是”大义灭亲“。注意，大义灭亲这个词的出处就是这里。正因为儒家大义是君臣父子，所以儒家认为从君主那里获得赏赐并不是”怀私利“。怀私利，在儒家是指除了拿君王赏赐之外的收入。也就是个人利益要服从君王的分配。私利服从公利。因为在儒家是公、国、君不分的。也许有人辩解说，孟子只是指除了拿工资之外，不要贪污。这只是其中一义而已。因为孟子又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就是儒家的差等之爱。君王谋私在儒家是正义的。还有儒家的“亲亲为大”、“亲亲相隐”之类。在现代人眼里也是谋私，在儒家却不是。所以完整的理解，只能是“私利服从公利”。这才是公知们要批判的东西。

儒家这种私利服从公利的主张，也就是公知们应该去批判的主张。在墨家是没有的。现在我们一一对应前面提到的儒家思想，看看墨家是怎么说的？对应儒家的“私利害义”，墨家直接就定义：「义，利也」。在墨家看来，人们从政等等做任何事情，本质都是在谋利。在墨子书里，找不到任何指称“私利害义”的语句。公知批墨家“大公无私“是不是无事生非呢？由于墨家认为「义，利也」，义的性质是「约」——契约。如此可知正确的公义也就是人们私利的反映。所以墨家也就不可能采用”私利害义“这种提法。这种提法类似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私利与公义对立。实际上两者根本不是对立的。

对应儒家的“利合于义”，在墨家只能说是“利不违义”。不违与合于，是有本质区别的。打个比方容易理解。义，路也。我们就以道路为比方。应该走这条路，这是合于义。走那条路都行，只要不堵住、破坏了这条路，这是不违义。用西学来说，则是哈耶克的“非正义”观点。不应该规定哪些事情是正义的，而应该规定哪些事情是不正义的。只要不是不正义的，就是正义的。儒家是要搞教化的，墨家是要除害的。搞教化是规定正义，除害是不要做不正义的事。

忠孝在先秦可以互换使用。墨子曰：「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与儒家之孝君相反，墨家认为天下人才是君王忠孝的对象。对应于儒者的干禄热情。墨家也不热衷弟子们走仕途。在墨子书中，有个一开始就以从政为目的的告子，是作为被批评的对象出现的。墨子将墨家弟子分作谈辩、说书、从事三大类。其中只有谈辩类是从政的。而儒家也分文学、政事、道德三类，全部是从政的。从政是一个职业，而墨家更主张「赖其力」。「赖其力者主，不赖其力者不主」。饭碗是别人给的，那就不是「赖其力」。

大义灭亲这种词汇，在墨家自身是没有的。前面提到儒家大义，实际就是君臣父子的等级服从。所以儒家提大义灭亲，只对臣子和百姓们有约束。对君王是没有意义的。君王无论做什么，只要于保住权位有利，那么都是在维护君臣父子的等级服从。也就是说：对君王来说，大义就是亲亲，亲亲就是大义。有人批儒家理论关于大义灭亲和亲亲有矛盾。是因为没读过儒家自著经典，顶多浏览了一下儒者们的美化之辞。其实要不要大义灭亲，就现代人的观念而言，关键在义由谁制定，量刑是否合适。并非不主张大义灭亲。只是不主张儒家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反对这种底子的法律滥杀。否则任何掌权者，当他的亲人犯法达到量刑程度，他也得让他的亲人去受刑。顶多是回避，而不是儒家的背起杀人犯亲人逃跑，更不是拿天下的一块地封给犯罪的亲人，让他离开了事。实际上现代人是主张了大义灭亲的。争执点只在是否法治，而法治又内含法律是由人们共同制定的。墨家恰恰主张，法律应该由人们”举公义“而生成。先秦的公统统指代君王，因为当时君、国、公不分。正因为如此，墨子书全书不用“公”字。唯一的例外是《尚贤》篇：「举公义，辟私怨」。公义是百姓举出来的。下位者从下举到上，这是“举”；上位者到下面拿，这是“取”。墨家又主张法律应该由人们”见善不善必以告“的法庭辩论方式生成。主张法律如果不符合人们的固有意识就不成其为法律。而且墨家也不主张儒家的亲亲相隐，而主张「上下通察。上有隐私遗利，下得而利之」。主张的是透明政权。这确实是大公无私，却是对上位者、公权力的要求。而不是对百姓的要求。

墨家说兼爱，也不能用儒家的爱概念理解。儒家的爱概念是与施予相联系的。兼爱就等于兼施。包括物质和道义的施于。加上兼爱的平等意味，那么物质施于的兼爱就等于某种平均分配；道义的施予就等于教化。如此就将墨家思想理解作儒家思想了。孟子就是这样说的：”兼爱之则兼养之“。儒家讲养之，就包括了物质和道义的施予，所谓教养。而墨家不这样理解爱。墨子说，「爱之则食之」。是接受，不是施予。方向恰恰与儒家相反。那么前面用儒家逻辑推理就不成立了。只能用墨家的观念推理墨家思想。接受自己，当然也包括自己的私利，包括自己的意志、性格。墨子说：「（财货）是为周生之本」。本不可以稍离啊！墨家反对官方对经济的任何干涉，这是《经下》的「买无贵」。儒者、公知们批墨经常引用的「士损己益所为」。对比儒家孔孟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一是损，一是灭呀！儒家的义，大义是君臣父子。舍身取义，也就内含大义灭亲了！墨家说：「求为义，非为义也」。强求别人为义，是不义的。墨家说：别人不喜欢，你强要他做，那也是不义的。两句都出在《大取》篇。《大取》一半篇幅在批评儒家强求别人为义。儒者、公知们经常引用的「杀己以利天下」。其实只是断开上下文的断章取义，该段恰恰是在批评儒家号召人们”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大取》篇实际是在通过批儒而护卫人们的自由意志权利，反对任何思想的强制。墨子说：「天壤之情，虽上世至圣不可更也」。荀子批判墨子说：墨子重情悦，是”俗“人。这是墨家对自己的性情的接受。爱是接受。爱自己就要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私利、意志、性情啊！同时，兼爱也就要接受每个人的私利、意志、性情。从立法角度，则是兼取众人之义而尚同。《尚同》篇本就是在批驳儒家的大同主张。却被儒者们巧妙篡改和解释成儒家主张了。

回到孟子的”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我们需要联系上下文，不能断章取义：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

这是原文连续的三段。第一段，为善是尧舜，为利是大盗。典型的儒家义利对立表述。然后第二段提杨墨，一利天下，一不利天下。孟子提出要在其中权取。两段是什么关系呢？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然，儒家讲到利就与施予相联。而墨家讲到利，与施予是不必然相联的。这里要用儒家概念理解孟子言。儒家还是要利天下的。第三段才表明了孟子这三个段落要表达什么。”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这是说，人的饮食欲望对人是有害的。”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推移到人的欲望对人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人不能纵欲饮食，不能任由内心欲望放纵。这种思想，就批杨而言，是说杨朱过于放纵自己的欲望。因为”杨朱为己“。就批墨而言，是批墨子过于幸劳。因为墨子”摩顶放踵“。幸劳其实也是对自己利天下欲望的放纵。与墨家有私无私完全没有关系。反而孟子批墨家太自私。孟子说：”杨硃、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杨墨无君无父，不愿意拿出财货公有，导致天下穷人没饭吃。注意，在儒家君、公、国是一码事。无君无父也就是不服从君王，包括了向君王献出财货、利益。墨家确实不主张官方搞福利，而主张百姓互助。被孟子批判。孟子声称什一税，实际上农业王朝税率如大清，才4－5%。在古代什一税是高税率！西方教会抽什一税，老百姓们直接躲起来抗税了！儒者、公知们脱离古代的情境，指称孟子要求低税根本就是错误的。由此解放孟子，然后从孟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想象出墨家搞平均主义，当然也是错误的。其中不但是在用儒家爱概念理解墨家，而且无视了孔孟等要求的井田制公有。所以用孟子的话批墨家“大公无私”云云根本是无中生有。

前面我们看到，公知们反复错乱使用中文词汇。特别是用儒家概念理解墨家。其实墨子书里回避好些儒家使用的词汇。像恕、公等等，能回避的就回避。回避不了的，像仁义，就要做正名。有一位儒家的大学者写了一本书，声称：在中文范围内想批判儒家是不可能的。因为是儒家意识制造了中文的词汇。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你只要采用了儒家的词汇，那么人们自然会用儒家的概念思考。那么你想表达的东西就被扭曲了。批评墨家大义灭亲、大公无私，都属于这种情况。墨家反对儒家的整套思想，不使用”大义灭亲“这个词。甚至不使用大义这个词。因为当时儒家已经污染了这个词，墨家提大义这个词，人们就会错误理解。先秦的墨子就已经察觉了，而我们现在的公知们仍然未能察觉，是非常遗憾的。我们声称自己懂逻辑，讲逻辑。然而逻辑的初始就是对概念的正确运用。不考察概念而运用之，自然会导致颠倒错乱。导致了本文所要提出的：公知们荒唐的大公无私。

公者必须无私。大公无私这个词，只要离开儒家语境。不是反过来要求百姓无私，而是要求公者无私、权力无私，那么也就正确无疑了。有什么好批的呢？当然，公知们批大公无私，实指马教的大公无私。那么就不应该批墨而应该批儒了。但公知们恰恰引用儒家批墨。借批墨而言他。是不是太错乱了呢？也显得太懦弱了……中国历史上，只要承认儒家学说者，就等于承认君臣父子，等于声称准备为君父服务。

（文中墨家原文，可参看《墨子经义释诂》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