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理士
我老是在饿着肚子。“肚子饿得想把小朋友手里的鸡块抢过来”，但是我假装已经吃过了，这是虚假的礼貌。走在街上，街巷上都散发着食物的香味。这边走走，那边瞧瞧，食物，食物，食物。没有别的。肚子饿得像螃蟹在咬。
我不能回家，家里也没有吃的，本来就是为了避开柏理士吃午饭才出门的。
我空着肚子坐在工作室，柏理士看了会难过。又不请我一起吃，因为他负担不起。这太糟糕了，只能饿着肚子了。
柏理士信里说:“是你触动了我，触动了我的生命，我觉得你很接近我，经由你，我知道自己怎么死。”
柏理士说什么战况失利，部队撤离防线。我觉得他有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好像是一种高等数学的语言，简直抽象得叫人摸不着边。只有讨论死亡的时候，感觉还稍微具体一点。
“我之所以希望你自杀，原因是我觉得当时我很接近你。我可能再也无法那么接近你，而我很害怕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死在我身边。我死，但是我希望你一天比一天活得好。”
卡尔和马洛
卡尔说:“我一讲到吃饭，你就变得容光焕发！”他说的是真的，我很健康。我和我的未来之间，只摆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吃饭。
卡尔一个礼拜休一天假，在休假日，带着我去大吃大喝，几乎把他身上的钱花光。
接着拉我去了圆庐，我想是酒吧之类的地方。在这里碰到了醉的差不多的马洛，描写马洛的句子有点绝:“看着像一具骷髅，上面挖了两个洞，洞里粘着两个死蛤蜊。”这个比喻真是随意而可怕。
马洛喝得很醉，唯一能说清楚的一句话是“你付账！”他神神秘秘地告诉卡尔他听来的一些闲言闲语，卡尔一次比一次绝望，不敢相信自己快要失业了。
马洛看到卡尔绝望的样子，似乎深深受了感动，建议卡尔接下来他的那份工，刊物。卡尔和我拖着马洛，他醉得太厉害了。
卡尔对我说:“我们就照他的话做，把他的那份烂刊物接下来，然后把他搞个鸡飞狗跳。”“把别人的稿子抽掉，全部换上我们自己的鸟东西……我们要把他搞得鸡飞狗跳，好好的搞它一期，然后让它就此完蛋大吉。”
两个人想到这个憋着气，不敢笑的太大声。
四个人挤在一起睡觉，马洛臭的像条熏鱼。
卡尔认识了一个有钱的女人，爱琳。他跟她通信六个多月，我陪他到饭店门口去见爱琳，他太紧张了，凄凄惶惶地看了我一眼，像狗给套上链子的时候那种默默哀求状。
后面终于讲到重点了，她的额头有一抹白头发，她的手又瘦又干——她太老了。“我”不嫌弃她老，叫卡尔介绍给“我”，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去旅行。她七十岁我也都不在乎——总比现在这个样子强。
卡尔怕的是“如果你娶了她，然后你变阳痿——那种事不是不可能——那你要怎么办？到时候你只好看她的脸色过日子。”
有一天，卡尔来电报说有一个空缺。我立刻回电报给他，收到车费，我立刻奔到车站，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像俗话说的，一种法国式的告别。
卡尔跟一个十五岁的女孩住在一起，她父母来把她带走，父亲看到卡尔看莎士比亚，感动得要死，母亲把屋子翻得乱糟糟，找女孩的手表，结果卡尔很喜欢她——女孩的妈妈。
谢尔盖
我在戏院门口认识了谢尔盖，他魁梧又温柔，十足的男子气概，可是有一副女人心肠。
他邀请我教他英文，他给我提供丰盛的俄国菜，让我住他那里。
糟糕的是，吃完饭之后，看到小狗的脚前有几条寄生虫，他用手抓了一只，放在桌子上，要我教他“寄生虫”的说法。
晚上躺在客厅的地板上，杀虫剂的味道令我窒息。我看到桌子上各式各样的寄生虫，戏院大厅每一条缝隙都挤满了蟑螂、跳蚤和臭虫。大家拼命地抓，直抓得皮破血流。成群的蠕虫在布景上爬，像蚂蚁兵团，看到什么吃掉什么。歌舞女郎把身上的白纱戏装脱掉，全身光溜溜地奔下走道；观众也脱掉衣服，彼此也脱掉衣服，彼此抓来抓去，像猴子一样。
这一段想象完全是因为谢尔盖捉一条虫子给“我”看引发的。专门喷杀虫剂的谢尔盖对付虫子应该很有办法才对，“我”真的讨厌虫子可以拿杀虫剂对它们大喷特喷，让它们全部死掉，就不会出现戏院里，想象中的可怕的一幕了。可是杀虫剂的味道也让“我”感到窒息，床垫浸防腐剂浸得湿漉漉的，像是虱子、臭虫、蟑螂和条虫住的停尸间。原来虫子的“尸体”“我”也怕，找了个借口，“我”逃离了谢尔盖的家。
范诺登
我跟印度青年分开后，来找范诺登，他一醒过来就开始诅咒自己，诅咒工作，或者诅咒人生。说什么话，前面务必加一个“鸟”字。
他说起他的那些女人，诺玛，拖拖拉拉，他不喜欢；一个结过婚的女人，他讨厌她；丹麦女人，屁股很大，像是跟一坐纪念碑上床一样；另一个有意思的婊子，冷漠的调调他喜欢；另一个女人还有她的“画家”妈妈，范诺登要我帮忙应付她妈妈，“要是有一个有钱的女人，那该多好！”
范诺登搬家到一个很破旧的地方，据说莫泊桑在那里住过，他觉得莫泊桑那几篇恐怖的成名小说就是在这个房间写的。“这是一间疯人院。”奇怪的邻居，屋子里凌乱的摆设，还有毫不客气的老板娘，让范诺登得出这个结论。
范诺登的痛苦像一个昏黄的灯笼在走廊上摇来晃去，他把痛苦挂在脸上，就像上路滑，骑脚踏车的人用牙齿把灯笼咬住一般。
这个比喻很妙，痛苦变成了一个具象的物品，而且这个比喻延续到下一句，不是单独存在的。
范诺登提到女人的作用，“最容易使我放松，使我遗忘自己。”但是女人对他要的太多，她们想要他的灵魂。他恐惧害怕自己一个人。
他希望他能够向一个女人投降，但她要比他优秀，必须要有脑筋，但是大多数女人“实在一个比一个蠢。”
每次只要谈到改天他要写的书，事情就会变得荒腔走板。
范诺登的书要绝对的原创，绝对的完美，结果他完全没有动笔。如果他有一个构想，他马上会怀疑是不是有人用过，他要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是坐下来写书，而是一个作家的书看完接着看另外一个作家的书。结果发现没有半个人能达到他设定的完美的状态，他怀着优越感去讨论这些作家，完全忘记自己没写过半本书。
拿到现在来看，范诺登每天读那么多书，至少算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了，至于写不出东西，只有输入没有输出，还可以像我一样写读书笔记嘛。只是这样，就不符合他作家，艺术家的身份了。
范诺登瞧不起女人，总算有一个女人可以把他制服，那就是贝琪。“我”觉得他们互相了解，如果他能和这个女人搞在一起的话，那他的问题应该就会化解。一个美满婚姻应该具备的条件他们差不多都有了。
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亲密，亲密到范诺登在搞女人的时候，会故意先让她藏在衣橱里面。事情结束之后，轻松地讨论“技巧”。
我和范诺登花了十五法郎找了一个妓女。“这就像一种战争状态:一旦开战之后，大家心里想的都是和平，想赶快把事情结束掉。”
我根本没有半点斗志，可是她心里念念不忘那十五法郎，我不战她也要逼我战。而范诺登的态度似乎正常多了，不管我们是赢还是输，十五法郎反正一定要给。这种情势不只需要男子气概，还需要意志。
少了那份激情，性交的场面就完全没有人的意味在。
像一对山羊在交配，又像疯狂的机器在印报纸。范诺登的姿势，还有他的态度，让“我”想起了我的梦:范诺登发现他的老二放在人行道上，一只像扫把那么长，他若无其事地把它捡起来，随手往腋下一夹。
我，卡尔，还有范诺登，每天走四五十分钟回到蒙帕那斯，我们很热烈地谈起各种事情，我们的想法和现实生活永远牵扯不上，我们却一点也不会感觉苦恼或不安。我们已经被东方化，已经变成白领苦力，每天为了混一口饭吃而默默工作。
摄影师
后来我碰到一个摄影师，他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模特，包括拍裸照。人离开家乡的时候，通常会比较放任自己，何况这为的是把肚子填饱，后来我就答应了。他是一个不错的玩伴，我们跑过的地方我大都很熟，可是由于他讲得实在饶有趣味，所以我又开始用一种不同的眼光去看。
克鲁格
透过他，我认识了一个追求心灵超脱的朋友，克鲁格。他对我一见如故，他似乎认为我的火候可以进入另一种境界，他说是进入一种“更高的境界”。我随时准备进入他指示的任何境界，只要那个境界有得吃有得喝。
大概在这段时间，克鲁格也常常来找我们。他一直坚决表示史威福特根本不懂画。他一看到东西比例不对就觉得很生气。现在我的画像就摆在画架上，虽然画里面什么不成比例，可是即使是一个部长也看得出那是一个留胡子的男人。楼下看门的女人对这幅画感兴趣，她认为画得很像，而且她很欣赏把埃菲尔铁塔画在背景上。
史威福特
碧丽叶舞厅后头有一个画室我也常去，画室主人名字叫史威福特，一个尖酸刻薄的爱尔兰人。他有一个模特儿是犹太女人，他们已经一起住了很多年。他的情妇人其实不错，只不过姿色变得比较差，而且没有能力再养他。她本身也是一个画家，听那些自称是懂画的人说，她的才气比他高得多。可是，她绝对不容许别人说他不是杰出的画家，在画室里面，你看不到她的画，墙上挂的全是他的画。可是你还是忍不住会喜欢史威福特，他不知疲倦，脑袋里除了画画，没有别的念头。
后来史威福特常常来找我们，费尔摩很崇拜史威福特，他说他是天才。在史威福特的要求下我开始留胡子，他要我坐在窗子前面，背对着埃菲尔铁塔，因为他想把埃菲尔铁塔也画进去。此外，他希望打印机也出现在画里。
费尔摩
通过他，我认识了外交官费尔摩。他口水多过茶，而且谈的不是他自己，就是他所崇拜的作家。
我和费尔摩搭上火车，准备去哈佛尔港和柯林斯共度周末，我们约在吉米酒吧见面。哈佛尔的港口到处都是船只，船上飘着各种鲜艳的旗子，广场都非常空旷，咖啡店的屋顶高高的，才一下子就给你留下美好的印象。
柯林斯对喝培尔诺的建议似乎有点犹豫他告诉我们他中了镖，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点小淋病而已。他有药——“为你想”，水手治淋病都用这种药。
我们到了吉米酒吧，店里面的人都很热情的欢迎我们。我认识了一个船长的情妇，玛赛雅，我们俩用手在桌子下摸来摸去，我原指望和玛赛雅一起走，到她悬崖上那美丽的家共度良宵，可是柯林斯早就计划好要带我们到各处瞧瞧。
我们走出店门之后，费尔摩很严肃地抓住我们的手，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咿咿哦哦老半天才突然说:“是这样子，刚才上厕所的时候，我发觉有一点……”
“那你中镖了！”柯林斯很得意地说。他提出他的治疗经验:千万别去看医生，不要停止喝酒，用“为你想”药就好了，心情一定要放轻松。
我们进了扶尔泰码头的妓院，柯林斯谈到他如何喜欢上一个小男生，小男生的父母发觉之后，他如何为了避嫌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的房间内大概有半打女人，全都脱光光的，而且凭良心讲，每一个都长得不错。
我们大概逗留了一个钟头，因为只有我的身体状况能消受这个地方的乐趣，所以柯林斯和费尔摩就留在楼下和那些女人聊天，他们躺在床上，那些女人在床前围成了个半圆，用最甜美的声音合唱“皮卡第的玫瑰花”。
我们穿过红灯区，到处都是性，多得已经满出来，像潮水一样逐渐要淹没这个城市。我们打算礼拜一早上离开，因为费尔摩必须赶回去上班。
费尔摩邀我搬去和他同住。早上费尔摩曾用力把我摇醒，然后在枕头上留下十法郎。我总是一直窝到中午才起床，除了把书写完，我没什么事好做。
书的事我反而不急，因为我感觉没有人会接受它。反而费尔摩对这本书兴致更高，他进门第一件事是走到桌子前面，看我又写了几页。
刚开始他的热心颇令我感到欣慰，后来我觉得很烦，尤其是写得不顺的时候。他总是到处乱翻，一定要找出新写的东西。当我没有什么新东西可满足他的时候，我感觉我就像他曾经收留过的一些婊子。
我记得他曾经这么说贾姬——“如果她偶尔让我操操屁股的话，情况就不会搞得那么糟。”如果我是女人的话，我一定乐意给他操屁股:那比每天要喂他新稿子轻松多了。
费尔摩希望来的女人把他当成艺术家，要给别人这种印象一点也不困难，因为租这房子给他的是个画家。可惜这些画都很超现实，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好印象。
玛夏走了之后，我和费尔摩常常围在火炉边喝烧酒，谈一点美国的往事。我们常常整个晚上比较巴黎和纽约的各种特色。
费尔摩满脑子关于黄金的理念。他说，那是黄金的神话。法国人把黄金藏在离地面很深的防水地窖里面。我很喜欢这个设想。他说，黄金会越来越少见，它慢慢会变成一种神话，以后会很少拿来使用。好极了！我在想，如果我们舍弃理念、服装、道德等等的黄金标准，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经过圣多明尼克街的时候，我们看到广场边的圣克罢提尔教堂，人们正要进教堂望弥撒。费尔摩也想进去望望弥撒。
教堂里灯光昏暗，气温华氏五十五度或六十度（差不多13～15摄氏度）。这个教堂像一个巨大而阴森的坟墓，哀悼者进进出出，感觉就像通往冥界的会客室。
在地窖深处制造的难以言喻的换歌，像无数的花椰菜在黑暗中哭泣。裹着尸衣的人脸上露出沮丧无助的神色，口中念念有辞，就像乞丐要饭时那种恍恍惚惚、口齿不清的样子。
世界上一直存在这种事情，这我知道，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屠宰场、停尸间和解剖室那样的地方。本能上我们会避免去这些地方。
在马路上，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痴呆症，神父的痴呆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他们已经白痴了两千年，对这种白痴我们早就习惯了。
可是，当你突然被放逐到他们的国度，看他们在那个小世界里面吵的像个闹钟，你的感受可能会完全不同。
有一阵子，我几乎开始感觉到，这些滔滔不绝的咿咿哦哦似乎有什么意义在。有一件事情正在进行，好像是一场默剧，在整个基督的王国里面，在某个规定的时刻，穿着黑衣服的人匍匐在神坛前，神坛上站着神父。他一手拿着一本小书，另一手拿着一只摇铃或喷雾器，嘴里对他们念念有辞，用的是一种已经完全失去意义的语音，即使你分辨得出他讲的是那些字。
神坛上一群穿得像天使的小男孩围着他，有的唱高音，有的唱低音。一群纯洁的羔羊。全部是穿裙子、没有性别的人，就像神父一样。
在昏暗的灯光中，我很专心地在看，我又着迷又困惑。几乎遍布整个文明的世界，真是不可思议。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出太阳，不管打雷下雪还是落冰雹，不管战争饥荒还是瘟疫，一切还是照样进行。同样的恶劣气温，同样的咿咿哦哦，同样的高筒鞋，同样的合音小天使。出口出放着一个小小的奉献箱——为了让神圣的工作维持下去。
我们到处走来走去，瞎走胡逛，翻着外衣的领子，除了偷偷讲两句笑话，嘴巴动也不动，而且又不跟人家书十字，样子一定特别引人注目。如果不是费尔摩坚持在仪式进行中从神坛前面走过去的话，我想大概也不会有人管我们。
我们安然通过神坛前面，慢慢走向一道光亮的缺口，这个时候，一个神父突然从昏暗的神坛走下来，把我们两个拦住。他想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想干什么。我们很有礼貌地告诉他，我们在找出口。他一句话没说，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手，打开一个边门，然后把我们推出去，我们跌跌撞撞地掉进白茫茫的天光中。
事情实在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了。走在人行道上，我们还迷迷糊糊的，没有清醒过来。我们走了几步，然后本能地回过头去:神父还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脸白得像鬼一样，狰狞的表情看起来简直像魔鬼。他八成快气炸了。
可是看到他身上穿着长裙，头戴着那顶瓜皮帽，那模样实在太荒谬了，所以我们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们两个就当着这个神父的面一直笑。
他大概很困惑，不过隔了一下子，他突然冲下台阶，对我们挥着拳头，样子好像很当真。冲出教堂的墙围之后，他开始朝我们狂奔。我抓着费尔摩的衣服开始跑，他像白痴一样跟我说:不要，不要！我不要跑！”我对他大吼:“我们最好快一点闪，那家伙已经疯了。”然后我们一直跑到跑不动。
日子又跟从前一样，我，卡尔，范诺登三个人一起上班。范诺登告诉我费尔摩住院了，神经好像出了点问题。她有个女友叫姬娜，怀孕了还得了淋病，费尔摩出院之后被连哄带骗跟姬娜订了婚。
一天我碰到费尔摩，他说:“现在我只剩下半个钟头，她管我管得很紧。”我问他究竟想做的是什么？他说:“我想回去，想跟大家一起，我希望听到大家讲英文。”
我建议他现在就走。取出他母亲寄来的钱，办好签证，马上就走。费尔摩决定给姬娜一笔钱，他最担心她会自杀。我让费尔摩给姬娜写一张明星片，我会带给她。
答应了费尔摩一大堆事，其实只是为了安抚他，把他送走之后，我把明星片看了几次，撕成几片，扔进水沟。钱我也不可能拿给姬娜，而是留给我自己。
柯斯林
后来我住在克鲁格画室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我常过半夜三、四点才回去，而且中午以前他很难把我叫起床，在他的心目中，我已经变成一条虫。有一天我病倒了，根本下不了床。克鲁格马上要在画室举行一个重要的画展，开展那天，他想尽办法哄我下床，可我说:“我不在乎死在哪里，只要不用下床就可以，真的。”听我这样讲，克鲁格傻住了。他气得七窍冒烟，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始为我穿衣服，他叫来了柯林斯和费尔摩，他和费尔摩两个人架着我，把我给撑起来。柯斯林把我抱起来，摆平在计程车的椅座上，这让我觉得很舒服。
他们用车子把我送到柯斯林住的旅馆，柯斯林对我说:“来，振作一点！别让他以为你快翘辫子了！”上楼之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然后把我塞进被窝。
他亲切地对我说:“我真他妈搞不懂你是怎么回事，过不了好日子是不是？振作一点！再过两天你就可以出去吃牛排了……”我人虽然非常虚弱，可是他讲的故事对我的情绪特别有平抚的作用，他的话让我完全忘记自己的病痛。 他讲到他去到中国汉口的经历:数以万计的人被饥荒折磨，被疾病蹂躏，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很柔，好像他受过的苦难已经把他的心灵涤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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