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受到一名年轻女演员的指控，称他对自己实施了性侵。
吕克·贝松曾被誉为“法国的斯皮尔伯格”，执导过《这个杀手不太冷》《圣女贞德》《第五元素》《超体》等兼具票房与口碑的电影，还亲手捧红了法国演员让·雷诺。
这名女演员说，吕克·贝松在茶里下了药，属于“迷奸”，自己并非自愿与他发生关系，所以这已经构成了性侵。
而吕克·贝松本人对这一罪行予以了否认，所以暂时还无法对这一事件下一个定论。
然而消息一出，网上各路“直男癌”的评论却一跃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热度甚至超越了事件本身，让不少人直呼“三观尽毁”：
这背后的逻辑就是，有钱有权的男人理所应当拥有对女人身体的支配权，他们不需要“用强”，就会有女人主动“送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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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为“附庸品”的女性
这让人想起，上周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女演员艾莎·阿基多在典礼现场大胆说出了自己的遭遇：1997年，21岁的她在戛纳电影节上，被著名导演哈维·韦恩斯坦强奸。
“这个电影节就是他的捕猎场”，她说：请好莱坞不要再容忍这种行为，请戛纳不要再欢迎韦恩斯坦。
艾莎·阿基多在2018戛纳电影节发言而相似的侮辱性评论也不在少数。
在这些人眼中，漂亮女性的成功都是来自于男性上司的扶持，全世界的女人都想和有钱有权的男人发生关系来换取好处。
男性理所当然是主宰者，而女性只是附属品。甚至有时，拥有过多少女性会被视作“地位”的象征。
统计显示，在007系列电影中，男主角詹姆斯·邦德一共和34位女主角发生过关系，而几乎所有男性观众对此的评价都是“很羡慕”，认为邦德“很潇洒”。
关于007系列电影的研究
试想一下，如果性别颠倒，估计这名女性早已背上了“荡妇”的骂名，永世不得翻身了。
而更可怕的是，一些女性自己也放弃了自己对自己的支配权，接受了成为男人附庸的现实。
近年来，各类“女德班”在频繁出现，他们宣扬的“男是天女是地，地永远翻不了天”之类的思想彻底将一些女性洗了脑，甘愿做丈夫的“洗脚婢”。
正是这种思想，助长了一些男性的气焰，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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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性骚扰
每当出现类似事件，看客们总是会要求女性学着强悍一些，学会保护自己，网络平台上也涌现大量“防狼术”、“防狼神器”，以为这样就能让女性远离魔爪。
实际上，性骚扰无处不在。
在公交、地铁、商场等一些拥挤的公共场所，有大批故意触碰甚至用性器官摩擦女性身体，并以此为乐的“顶族”，他们有不少隐蔽群组用来交流经验。
公共交通不清净，打车也不能安生。
知乎的一位答主分享了她打车的经历：刚一上车，司机就对她说“你腿真长”，并且当着她的面跟微信群里的司机说：“今天接到个美女，大长腿。”
行车途中，司机也一路说出许多骚扰言辞，甚至用手机拍她的大腿。
许多人觉得性骚扰离自己很远，然而“咸猪手”已经伸进了学校，南都记者曾讲述过一件事：一位女大学生为了准备考试，在自习室复习到了晚上，陆陆续续人走完了。
一个男生突然找她搭讪，对她说“你好漂亮，尤其是腿很美”，然后男生的手就开始往她的腿上摸，她吓得赶紧跑掉，男生竟然还继续追了过来。
职场更是性骚扰的重灾区。
今年年初，一位网友就在网络上发表长文要求建立反性骚扰制度，她在文中提到：“上司大声讲黄段子，用身材和长相调侃身边的女同事，借“指导工作”为由进行毫无必要的肢体接触……”
联合国妇女署的一份权威统计表示，全球35%的女性都曾经历过身体或性暴力。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53.4%的受访者曾在公交车或地铁上遭遇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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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受害者
可是，尽管有如此庞大的受害者群体，我们所能听到的反抗、斥责也只是少数。
某杂志一份基于62642名女性的调查中显示，有82.93%的女性遭遇过性骚扰，这其中，有超过七成的女性都选择不声张，寻求大事化小。
根据人民网的一项报告，面对公交咸猪手，只有20%的女性采取主动报警，绝大多数女性都选择忍气吞声。
以上的数据可看出，只有极少数女性站出来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力。
作家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借施暴者李国华的嘴讲出了一个真相：思琪不会举报老师性侵的事实，因为“思琪的自尊心会缝住她的嘴。”
举报侵害者、说出自己被强奸的事实，即意味着更大的灾难来临，对于被侵害者的荡妇羞辱从来没有停止过。
有时候，社会舆论对她们的二度伤害甚至会大于遭遇性骚扰的伤害。
在大多数人都选择沉默时，艾莎·阿基多在戛纳电影节上的指责显得异常可贵。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受害者都有机会站上这么大的舞台来向世界诉说自己的遭遇。更别提，一个缺少话语权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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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才能给女性应有的尊重
“被侵害”的事实在口口相传中被演绎成“欲拒还迎”和“肉体交易”，社会对作为受害者的女性的偏见无处不在。
不仅仅是这样，在许多人的思维里，被性侵过就是“脏了”。
她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反而还要承担更多的质问、怀疑。
在杭州一房东楼某强奸女孩未遂的案件中，楼某母亲和受害人见面时开口便是羞辱：“你故意让他强奸你吧？”“你也不是什么规规矩矩的人！”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思琪在被李国华侵犯之后想要试探着妈妈的态度，妈妈的回答是“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
这些，无疑都是给受害者伤口上撒盐。
最终，《乐园》里，思琪放弃了求救；现实中，林奕含选择了自杀。
试想，一个女孩在被施暴之后选择的不是诉诸公堂，而是在巨大的精神创伤下绝望、抑郁最终自我了断？
用作家蔡宜文在《乐园》序中的话说，“这些关于性的暴力都是‘社会性’的，不是由施暴者独立完成的，而是由整个社会完成的。”
普遍的观念教导着人们，好女孩深夜不出门，好女孩穿保守的衣物，好女孩誓死捍卫自己的贞洁。
可是，女孩们的穿着从来不应当被男性来定夺，出行的权利不应当被暴行所限制。
在面对台北街头的标语“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时，龙应台做出这样的回应：“爱美是自己的事，而心地龌龊的男人若侵犯了我，那么他就是可耻可弃的罪犯、凶手，和我暴露不暴露没有丝毫的关系。
你若还认为我‘自取其辱’，你就该让天下所有的女人来打你一记耳光，让你醒醒。园里的苹果长得再甜再好，但不是你的，你就不能采撷。”
受害者的性别弱势、隐瞒、疏忽、反抗，统统不应当是她们受到侵害的理由。
暴行本身，才是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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