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看中国今天的土地问题，首先要回头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政策。关于土地的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土地归谁所有。中国的皇朝历史时期，土地是归皇家所有，注意还不是政府所有，政府只是皇帝聘请的治理国家的人才，这是皇帝一言九鼎的根本原因，也是皇帝能够收税的根本，国税的含义就在于人民租用了皇家的土地。中间的历史变化我们不再多说，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成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土改确定了农民（人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在广大农村，农民实际上拥有了土地。后来中国开始实行合作化，并快速进入人民公社阶段，原本属于农民个人的土地变成了集体所的土地，而一切非集体的土地就是国家所有的土地，这成了中国最基本的一项政治基础（宪法基础），理解中国之后所有土地政策的出发点都要从这里开始。
土地确权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认识到现在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改变社会关系，实行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于是我们开始了改革与开放两项基本国策。改革的首要一点就是从法理上确认农民可以自己分得一块儿土地，为自己而不是集体进行耕种（人民公社时期有一小块儿的自留地）。当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叫“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大家习惯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制”，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过渡的，比如说以小组为单位，从村集体中承包一块儿土地来共同耕种，后来才分到了家庭，成了我们熟悉的样子。这项政策使用了一个二权分开的方法，即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并且给了农民一项权利，叫做承包权，来从法理上解决了土地怎么既属于国家和集体，又属于家庭的问题。理论上来说，这和过去的地主收租子性质差不多，应该也比较好操作。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这个问题好解决，承包权却不太好解决。因为中国农村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如果以市场化的“承包”来获得土地的使用权的话，那么就会面临大农驱逐小农的情况。有能力的人多承包土地，没能力的人少承包土地，最终走向两极分化，那这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承包人是集体，其基本单位是原来的大队、现在的村。那作为集体的村肯定不能同意这种方式，于是本来是市场经济下的承包就变成了一种配给制度，比如说村里每人有一亩地的承包权，也就是一般说的在村里有一亩地。情况类似的还有宅基地。这种方法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没有解决继承关系。它分为两方面，第一，新生儿有没有承包权？第二，死者能不能把自己的承包权遗传给下一代？在实际应用中，这个问题中央没去管，交由地方自己解决，解决的办法是给承包权划定一个年限。比如一个村里1980年开会划分承包权，规定承包权有15年，15年后就收回。这段期间内你可以转包，互换，继承，但肯定是没有新生儿的承包权。那1995年，我们收回集体的所有土地，再次分配承包权，这时候之前的新生儿又可以获得承包权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承包其实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而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我们这里还不讨论嫁娶的情况，那让问题更复杂，但是现在问题的本质未变。
现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我们分配了承包权，并且限定了日期，在此期间内承包权本身可以被市场化运作。这时出现了新的情况，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大发展。市场经济大发展产生了三个变化：第一，农民出去打工赚的钱远超于种地赚的钱，种地成了亏本生意；第二，城市大发展导致城市急剧扩张，需要大量土地；第三，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农业市场受到国际市场冲击。
第一个变化导致的问题就是，农村大量人口外出，加速了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并且种地不再挣钱。农村大量人口外出，导致村庄空心化、留守化严重；土地承包权流转变快，导致了大量的不规范交易（合同）；种地不再挣钱，导致了撂荒等。第一个问题国家没办法解决，先不谈。第二个问题造成了大量的糊涂账，特别是复杂的承包合同，而且导致个人难以对农田投资，这是推动本次土地确权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不愿意种粮食作物，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所以国家通过取消农业税、补贴等方式来解决。
第二个变化导致了城市房地产大发展，城市边界不断外扩。我们知道，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自己处理。但是农村土地，特别是在郊区，土地是归农村集体所有的，不属于国家，国家无权直接处理。但是国家可以通过征用补偿的方式征用集体的土地。征用之后，土地就属于国家了，国家也可以改变土地的性质了（这在农村集体是不可以的，耕地要改变用途需要政府批复同意）。现在中国发生的情况是，地方政府以极低的补偿征用郊区农村集体的土地用来招商引资，或者搞城市建设，所以出了很多群体事件。而在中央政府看来，地方政府的这一做法极大地威胁了中国整体的农业安全，于是出了各种禁令，还划下了十八亿亩红线。但是，自从国税和地税改革之后，大量的税收上交国税，地税没什么钱，下面还要养如此多的单位和人员，所以地方政府只能走征用土地这一条道路，侵害农村利益，发展城市经济（政绩上也比较好看）。中国政府划了红线以后，地方政府也想出了对应政府，就是“增减挂钩”，即我如果在本区域范围内征用了多少耕地，我就新开发出多少耕地（或林地），统计数据不变，城市也能继续发展。这导致的结果就必然是以次充好，荒山沼泽在统计数字里都被算成了耕地，于是统计数字没变，耕地却是确确实实变少了。那中央政府要想法从技术上保证耕地性质不变，于是要确权，实际上是确定耕地。从另外一方面说，农民不能够从土地上赚钱，于是他想要把土地变现或者投资，可是这从法理上来说不通。所以政府想过一些比如说办合作社、土地入股等的方式，但是都算是失败了吧。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主要的两个原因是：第一，土地不集中难以投资（兴建水利）；第二，农民要失业，但是雇佣本地农民是不合算的（事实上本地农民经常算是捣乱）。于是国家说我要发展现代农业。那么现代农业是什么样呢？大抵就是美国的样子。那首先，政府就要想办法界定清楚土地的权属以便于日后的交易，而从农民角度来说呢，这是一次变现的机会，也比较欢迎。
第三个变化是国际市场对中国农业的冲击。太多农民在小块儿地上耕作的后果有：1、大量的贫困人口；2、农民的风险过高；3、农田的质量难以提高，耕种效率逐渐降低；4、新技术上不去，浪费水和化肥；5、难以从国家层面对种植物进行控制。那么怎么办呢？首先要说，虽然我们现在不太提意识形态，但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我们的党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农民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因为按照法理农民是有产者（耕地和宅基地）。所以非集体工人化的农民（身份）是一种残余力量，是要被“消灭”的。现在的贫困人口也大多是农民，从我们的百年大计来说，让这一部分人摆脱贫困，是摆在政府面的一个重任，在多年努力之下，剩下的可以说是资源禀赋最差的地方的人，这些人基本上要通过移民才能脱贫。移民之后如何解决工作呢？这一部分现在各地处置方式不一，但是不太可能直接给更好的地。基本情况是通过补贴的方式让老一辈农民，或者说“末代农民”慢慢养老，去世。年轻一点儿的就自谋出路，不再当农民。
扯了这么一大堆，其实就想说的是为什么农民贫困还是一个问题，也讲了讲国家怎么解决。那么剩下的问题怎么办呢？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农业的基本特点就是规模化、机械化，很少的人种很多的地，然后提高土地质量，提高水利条件，国家再给予补贴，反正就都跟黑龙江农场差不多。要实现产业化，第一步就是土地要自由流转，然后才能够集中，才能够投资改良，才能够由公司经营，然后设想原先的农民变成“农民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也能够变得非常现代化，非常漂亮。貌似一切想法都非常好，非常合理，那么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呢？主要有两点：第一，从法理上来说还没找到操作办法，现在有很多试点，以重庆为重（重庆搞了地票，意思就是打破农村城市的分别），但不管怎么搞，确权肯定是第一步；当然，无论以什么借口（扶贫也好，保护环境也好）将农民移出自己的土地，其实从法理来说都不通，现在估计主要在研究这个问题；第二点是，如此大基数的一个群体，究竟有多少人失地即失业，他们未来的少则二十年、多则三十年的生活怎么办？依靠年轻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农村的年轻人因为读书、结婚差不多就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他们的负担其实可能还很重，抚养下一代都比较困难，让他们养老不太现实。社会养老的话，那完全是凭空多出那么多人，因为他们过去从未交过养老金，社保的口袋其实一直都差钱，肯定是养不住的。就业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出，说争取保证GDP增速在6.5%，近些年的高校毕业生每年都有七百多万，好些人找不到工作。那么这批年老力衰没文化只会种地的人怎么办呢？肯定不可能全部转成农业工人，并且即使作为农业企业的附加条件也不合规矩，企业说不定得拖垮。所以说，中国的扶贫真的是一场难打的仗，它不是点状的存在于这个国家，而是关系到可能有十分之一人口或者更多人的硬骨头。
备注：因为是今晚匆匆写就，想着先发为快，里面错误肯定很多；欢迎指正，有错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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