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从未离我远去，它们一直与我的生活交织着，不管我身在何方，所遇何人，在做何事。
我只能尽力去写下真相，因为记忆是一头无常的野兽。
当我翻看照片，聆听歌曲时，我会再次看到、听到它们背后的故事。一帧录像中的宁静图像，几行简陋纸张上的潦草笔迹，都会唤醒昔日的场景 ——在房间里，在大街上——我仿佛又听到了笑声，从某处飘来……
在橱窗里的我们与真实的我们之间，永远都有差异的缝隙，那是灵魂的安息之所，没有人能把它放进橱窗。我用了很多年才让橱窗内外的自己交汇子啊一起。
无论是一首歌、一句诗、一本书、一部电影还是一场展出，都无非是对某个时代、某处地点及某个人的描绘。
生活在继续，怀旧或许廉价，或许永远奢侈。
在我看来，历史是一个用来盛放、展示旧物以启发人们思索的圣物匣。
随着那个年代渐行渐远，当年的故事愈发显得神秘、真相和数据易被扭曲，真实性和准确性会陷入罗生门。
回忆毕竟是事后诸葛，在书写那些经年往事时，我所能的做到的就是尽力让它们易于识别。
我们与烙刻在身体内的过去同行，我们做好了准备迈进未来。
爱情
肚子里，兴奋、期盼、狂喜、
超爽、极乐、炽热得嘶嘶作响。
坠入爱河的人看起来和平时无异。
一切如常，除了心情明显变轻松了。
但在内心深处，
他（她）的内在人格正欣喜若狂，
兴高采烈，欢呼雀跃。
东西方政府都在某种程度上对艺术家和独立思想者的作品进行限制和审查。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有什么冲突。
当别人给你画肖像时，如果用的上抽象的表现手法，你可能认不出画中人就是你自己。
内容是对某物之一瞥
如刹那之一遇
它微乎其微——微乎其微，内容
每个城市都有感觉自己生活在别处的人。格林威治村是一种召唤，这个地方还在不在已经无所谓，在哪里也无所谓。重要的是，令人激动的好想法注定能够找到土壤，然后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只要有创造精神，就永远能找到方向。
真相隐藏在真实的情感和对时间的洞察力。
那些走过的地方，遇见的人，在记忆的万花筒中一一浮现。我像只蜻蜓一样，请轻盈地点在一个地方或是一个人身上，静立片刻，便又起身飞往另一处。
1961年1月，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讲中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有趣是，从那时到现在，人们的价值观几乎拐了个弯。
今天，“国家能给我什么，别人能为我做什么”是人们最常提出的问题。也许人们应该多问问做哪些是对社会更有益，多对别人伸出援手，多从长远考虑帮助别人。
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风气过于压抑，社会文化过于沉闷，进入六十年代后，探究、好奇、和和反叛成了时代的旋律。驱动青年们发动社会运动的并非商业利益；他们有话要说，而不是有东西要卖。
20世纪60年代是个开放的年代，人们愿意尝试一切一切事物，自然的、不自然的，乃至超自然的。我相信人类凭借直觉和观察也能收获真知，一如通过学术研究能够获得真理。对任何事物都去剖析并非正确的求知之路，反而会将人们的思想禁锢。我不是反对分析和深入研究。我的意思是，过度分析是有害的，会阻止你看清事物。我时刻警醒自己，不要一头钻入思维的牛角尖，却忽略了真实的大千世界。
没有大事发生，一切还保持着原样——谢尔顿在等着他的珍，狗在等着出门，贼在等着老妇人，孩子们在等着上学，条子们在等着揍人，一身虱子的流浪汉在等着施舍者，葛洛夫街在等着贝尔福德街， 贝尔福德街在等着被清洁，每个人都在等着天气转凉——而我，在等着你……
现在想想，我真希望自己当初就能感受到那些信件的文学性和语言美。然而，一个坠入爱河的人是不会注意到这些东西的。慧眼识别它们需要某种超然于事外的能力，而当初我们鸿雁传书时，我显然并不具备这一能力。
身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女性，苏西不会成为任何人的附庸品。
她是一个灵性、温和、宽容的女子，带有左翼理想主义者的单纯热烈，身上全然不见其他女权主义者的强势和刚性。虽然生活在迪伦的光环之下，处在男性主导的社会思维之中，而且周围很多女孩都顺从地以男友为中心，但这个探索自我、追寻自我的女孩，注定不可能仅仅作为一根琴弦存在。
独立意识是20世纪60年代青年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反叛、抗争和自我放逐便源于对独立于自由的追求。苏西就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60年代的孩子，有理想有追求，对音乐、是个、电影、艺术、戏剧、政治都不乏洞见。
20世纪60年代是个令人惊叹的时代，一个充满了抗议和反叛的多事之秋。言论制造了音乐，音乐又制造了言论，鼓舞着我们走上街头，要民权、反核弹、反越战。正是因为他们那一代青年走上了街头，为自由和民权抗争，美国的历史进程才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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