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18

                          杜甫玩得最嗨的一首诗与758年的东都洛阳之行

1，

这首诗题为《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灏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旁边有自注：冬末以事之东都。

诗题很长，有一个地名，两个人物，还有一行自注。诗如下：

疾风吹尘暗河县，行子隔手不相见。

湖城城东一开眼，驻马偶识云卿面。

向非刘灏为地主，懒回鞭辔成高宴。

刘侯欢我携客来，置酒张灯促华馔。

且将款曲终今夕，休语艰难尚酣战。

照室红炉促曙光，萦窗素月垂文练

天开地裂长安陌，寒尽春生洛阳殿。

岂知驱车复同轨，可惜刻漏随更箭。

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线。

有的版本直接把“以事之东都”放在诗题最前面，作为诗题一部分。东都，即洛阳，唐时西京在长安，东都谓洛阳。冬末，这年为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的12月。“以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让我们确切知道此事的事由。写于当年春天的《遣兴三首》，是怀念离散的兄弟和故乡洛阳的诗作，“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怅望但烽火，戎马满关东。”“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烟尘阻长河，树羽成皋间。回首载酒地，岂无一日还。丈夫贵壮健，惨戚非朱颜。”安史之乱爆发已经四年多时间，故乡洛阳的情况，因为兄弟都出去避难，没有确切的消息。虽然官军已经收复洛阳，但对安史叛军的战事仍在进行。洛阳，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曾被叛军定立为首都。当战事甫定，杜甫更加深切的关心起自己的兄弟和故宅田地。去探望乱后的故乡，是他心中的愿望，但似乎与“以事”之事，只是有一点关系而已。

杜甫此时是在华州司功的职任上，从皇帝近侍的左拾遗移官至此近半年时间。对于这个职位——其实司功和左拾遗是一样的品级，都是从八品，或者说，对于基层的公职，杜甫是非常不耐烦，也看不起。秋天的时候，他在《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一诗中说，“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常愁夜来皆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职位、环境、心情得变化，使得他到了要尖叫发狂的境地。其实，他的这种职业态度是一贯的，即要在高级的管理岗位上，施展自己的政治和管理才能。“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生。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是他《独酌成诗》一诗中的句子。想从基层繁琐公务中解脱出来，或也是此次东都之行的动因。

实际上，在秋天的时候，他有过一场短途旅行，去了邻县蓝田县的王维老家。这次的旅行是否公干，我们不得而知，但九月的授衣假，有十五天，不管是否公干，从华县去蓝田都绰绰有余。在蓝田，杜甫留下两首诗，《九日蓝田崔氏庄》和《崔氏东山草堂》，杜甫去拜访的这位崔氏，名崔兴宗，他是王维的内弟，曾任职与拾遗职责相近的补阙，或与杜甫同时供职于中枢机构的中书、门下。二诗中杜甫的心情都是相当愉快轻松，还去看了看王维著名的辋川山庄，并且稍稍调侃道，“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

但是，即使元日、冬至各给假七天，此次东都之行的时间长达三个月，对于一个在职任上的官员，都太不寻常，如果不是因为公务，没有作必要的报备和允准，并且跨越州县之界，在唐代，是要受到刑事追责和处罚的。但从事后来看，杜甫似乎连职任处分都没有，所以，把“以事”视为公干，可能是符合情理的。由于在回到华州三个月后就辞去公职，人们不禁要把两件事联系起来，其实恐怕未必有必然联系。虽然，杜甫对华州司功的工作有怨言，但在杜甫留存不多的文章中，就有两篇作于华州任上的长篇公文，可见嘴上叫苦，手头可没闲着。

2，

东都之行的行程，应是从华州到潼关（后有《潼关吏》），然后渡过黄河，到达阌乡，再往东到湖城。阌乡和湖城，都在今河南灵宝市西北部地区。再往东是今三门峡市陕县（后有《石壕吏》）再是新安（后有《新安吏》），然后便是洛阳。这是一条官道，也是唐时贯通两京的交通热线。

诗题中的孟云卿，字升之，平昌人（今山东德州），生于725年。肃宗时为校书郎，与元结、杜甫有较深友谊。校书郎为正九品，属低阶官员。虽然小杜甫十几岁，但杜甫与他十分投契，喜欢他的诗歌创作风格。此前在长安时，有和他的酬和诗《酬孟云卿》，“乐极伤头白，更长哀红烛。相逢难衮衮，告别莫匆匆。但恐天河落，宁辞酒盏空。明朝牵世务，挥泪各西东。”大概是杜甫移官华州前，两人的告别宴。晚年在夔州时，杜甫称赞他，“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特别注明此“孟”为“校书郎孟云卿”。孟云卿的诗，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力，元结编的《奁中集》，收录当时七位诗人共二十四首诗，孟云卿有诗五首，可见一斑。奇怪的是，多产而老练的杜甫的诗，终唐一代，未尝被编入过任何一本本朝诗选，这也是杜诗传播中的一个谜题。

杜、孟分别半年后，“岂知驱车复同轨”，在雾霾尘沙的湖城县偶然相遇，可谓有缘。杜甫遂把他带到自己朋友家喝酒住宿，并写成这样一首充满感情、通宵宴谈的诗。

3，

刘灏，之前文献无有记载。今有周正先生《刘灏墓志考释》一文，详细考述其家世。他的高祖刘德威是大唐开国功臣，曾祖刘守礼，死于与吐蕃的战事，两人都得以陪葬皇陵。因为与李唐皇室互为姻亲，祖父被治为死罪，彭城刘氏大族被铲除，从他的父辈始，在洛阳落脚。他的父亲刘日正，做到润州刺史、江南採访使，活动于开元、天宝间，但其事迹不见于正史。刘灏的生年不详，卒于768年，从其生平大致可以推断与杜甫（712年—770年）年纪相仿，童年时代都在洛阳长大。此时，刘灏任湖城县县丞，与杜甫职位相当，年龄相当，但杜甫在诗题中直呼其名，证明杜、刘很有可能是总角之交。“复归刘灏宅宿”，说明之前就住在刘灏家，“向非刘灏为地主”，这次不请自来，还带来了偶遇的朋友，可见不是泛泛之交，是打小认识的兄弟才会做出的事吧。刘灏也特别高兴，“刘侯欢我携客来，置酒张灯促华馔”。

刘灏一生官运不显，于768年死于赴任襄阳县丞的旅途中，比杜甫早逝两年。非常巧合的是，杜甫生命最后两年在湖湘漂泊时，曾经在长沙遇到刘灏的女婿张建封。谁也不知道，张建封之后会成为中唐时期的名将，在唐代宗贞元四年（788年）授徐泗濠节度使，贞元十年（794年）得爵南阳县开国男，并于贞元十三年（797年），在进京觐见皇帝期间，合葬刘灏夫妇于洛阳清风原。

杜甫在长沙遇到张尖封时，张建封二十出头，仕途刚刚起步，杜甫为他写了一首五言长诗，《别张建封，湖南观察使韦之晋辟为参谋》，他刚成为韦之晋的幕僚。张建封的外曾祖父刘文静，也是唐开国功臣，也出自彭城，而张建封日后所任节度使管辖的徐泗濠，正是先辈们的故乡。“彭城英雄种，宜膺将相图。尔惟外曾孙，倜傥汗血驹。”他对张建封的期许和赞赏，日后成为现实。张建封的父亲张玠，杜甫父亲任职兖州时，就与杜甫认识，应该是杜甫青少年时期的朋友，所以，诗中说，“乃吾故人子，童丱聊居诸。”

4，

杜甫的歌行体诗，起句往往具有气势，善于排铺环境、天候、季节，营造一种特有的气氛，人物以动态穿插其间，非常具有画面感。这种具有叙事诗特点写法，可惜不能贯穿全诗。本诗的前四句，以及之前在阌乡给姜七少府的赠诗，都是如此。语言晓畅直白，动作环环相扣，富有节奏，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

“向非刘灏为地主，懒回鞭辔成高宴。”这两句稍稍费解，可以有多个解释，或许可以理解为杜甫当日另有人邀约，本应回转城内由自己做东，想到刘灏家就在附近，就直接带着孟云卿不请自往。

“且将款曲终今夕，休语艰难尚酣战。”“尚酣战”是指邺城之围。757年年底，唐军收复长安、洛阳，安史叛军余部由洛阳败退到相州邺城（今安阳），758年年底，唐军数十万大军渐成包围之势，此时正准备择机歼而灭之。这场战役，全国瞩目，政府军占用绝对优势，安史之乱的平定似乎指日可待，杜甫也在不同的诗中表达了这种乐观的情绪。然而，随着第二年年初政府军的大败，洛阳重新失守，西京长安也在之后遭到吐蕃的侵袭，安史之乱也要再过数年之后，才得以最终平定。邺城大败，在某种意义上，才是大唐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同时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杜甫的命运。邺城大败之后不久，杜甫就辞去了官职，之前肃宗皇帝与他之间的君臣过节，仍不能阻碍他对肃宗中兴之君的期盼，但在此之后，杜甫变得绝望和愤怒，请辞官职，只是他的表现之一。这一点，我们从此一期间写的名篇《洗兵马》，和之后《祭故相国清河房文公》，可以明确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后者中，他的态度可以说是愤怒之极。这是后话。

在这天夜里，故友相逢的喜悦，国家安定的喜悦，充斥在三人心中，宴饮也势必要彻夜不休才罢。

三人坐定后，眼前是“照室红炉“，不远处”萦窗素月“，屋内是暖暖的红，窗外是素净的白，红炉似在催促冬日迟来的曙光，皎洁的月亮仿佛仙女垂下白练。杜甫在这种半叙事诗中，常有这种令人心动的美文佳句，显示出他深厚的文化修养和高超的文学天赋。也是杜诗谋惑人心的魅力之一。

但是，杜甫诗的结尾，与他的鲜活开篇相比，往往陷入某种程式之中，或老套的所谓人生哲理，或喋喋不休的人生感叹，这一类的cliche，弥漫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在在让人生厌。这样一种绵延一两千年的文化现象，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或值得加以探讨研究。这首诗的结尾当然也没有逃开这一窟臼。

之所以说这是杜甫玩得最嗨的一首诗，因为通宵达旦的宴饮记录于诗歌之中，在杜诗中极为罕见，这倒不是说，现实中杜甫不会这么做，其实，以杜甫的交际面，以及他偶或的率性，——他绝不是被他诗歌掩盖下的循儒、酸儒，他的奔放豪迈，其实与他的偶像李白有相似之处，只是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惺惺相惜，才会引为挚友。带自己的朋友不请自去，并且通宵达旦，身为官员，且年近五旬，这种行为本身，即使放在今天，也足够奔放了。

5，

到湖城县之前，杜甫在湖城西面的阌乡县逗留。刘灏曾任阌乡县丞，或许因此，在阌乡时，杜甫受到姜七少府的盛情款待，我们也由此领略了唐代的鱼鲙之宴。

受到姜七少府的款待，或是意外之得，而去拜访秦少公（即少府，唐代县令称明府，县尉称少府），才是杜甫逗留阌乡的最初想法吧。

”去年行宫当太白，朝回君是同舍客。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今日时清两京道，相逢苦觉人情好。昨夜邀欢乐更无，多才依旧能潦倒。“诗名《戏赠阌乡秦少公短歌》。这位秦少公大约也是阌乡县的县尉，唐代大县设二尉，秦少公和姜七同是县尉，分管不同吧。

对于杜甫而言，一年多前从被安史叛军占领的长安，侥幸逃脱，奔赴初立为帝的肃宗在凤翔的行在所，即“去年行宫当太白”（太白喻作凤翔的地望），是继献《三大礼赋》之后，他对皇室朝廷的更大功业。这种类似于“勤王”的行为，对于一名低阶官员，是谋求出头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是表达对皇室朝廷忠心的实际行为。对于中兴初始的朝廷而言，人心相向，也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和帮助。有人来投奔，也能够纾解职事人员的短缺，杜甫也因此被赐授左拾遗一职成为皇帝的近臣。对政治志向远大的杜甫而言，实在是扬眉吐气，足以夸耀一生。

对于在行在所的这段经历，杜甫是非常怀念。在东都之行前的冬至日，有《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北省和两院都是指中书、门下二省，在阁老称省，在拾遗补阙，称院。杜甫时任左拾遗，属门下省。）回忆当时随侍皇帝左右的情景，历历在目，心中依然幸福满满。

去年兹晨捧御床，五更三点入鵷行。欲知趋走伤心地，正想氤氲满眼香。

无路从容陪笑语，有时颠倒著衣裳。何人错忆穷愁日，愁日愁随一线长。（其一）

忆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龙颜。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

玉几由来天北极，朱衣只在殿中间。孤城此日堪肠断，愁对寒云雪满山。（其二）

去年冬至，即757年冬至，肃宗皇帝已经回到长安，经过战乱后的朝班，初创的状况似乎仍未得到大的改观，所以“无路从容陪笑语，有时颠倒著衣裳",灯火暗，所以看不清路，没有健康的坐骑，为赶时间，穿反衣服。想来在凤翔行在所时，可能更像草台班子。秦少公，就是在凤翔行宫时，杜甫的室友，也是一起“勤王”的战友。“朝回君是同舍客，同心不减骨肉亲。”同舍之谊，战友之情，常要胜过骨肉兄弟，秦少公常常夸赞杜甫的文章才能，这种夸赞奉承，应该也是当时志得意满的杜甫所乐意接受的。尽管，实际上杜甫在凤翔呆的时间非常短，同舍战友，在任所相聚欢饮，“昨夜欢饮乐更无”，也的确是在别的场所找不到的吧。“相逢苦觉人情好”，那种高兴兴奋，要用到方言方音，才足以表达。“多才依旧能潦倒”，酒量再好，也要喝趴下才行啊。

东都之行前期的这三首诗都要谋求的人物、地点何大概的时间，见到了曾经的同舍战友，与发小重逢，偶遇京城的诗人朋友，结识了新朋友，能回故乡本来就高兴，又遇到这样一些诚挚热情的故知新朋，心情之愉悦，可谓溢于言表。

6，

欢愉之时，也就暂时忘记了愁悲之事。阌乡、湖城一带，正是两年之前“桃林之战”（后又称灵宝之战）的所在地。756年6月，唐军在此大败于安史叛军，直接丢失了作为西京长安屏障的潼关，之后不久长安失守，最终导致皇帝出逃，皇权更迭。在作于757年秋冬的《北征》以诗中，杜甫写道，“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在从洛阳返回华州再过潼关时，杜甫旧事重提，“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谨嘱关防将，慎勿学哥舒。”（《潼关吏》）

哥舒翰是此次战役的总指挥，战役的失败，虽然总体不是他的原因，但也难辞其咎。杜甫对他的这一指陈，因杜诗在后世的称史称圣而影响深远。哥舒翰此战中被俘，后又传有投敌的行为，最后被叛军所杀。唐廷在他死后，依旧追封他为太尉，表现出宽容的一面，同时也是对他早年在军事建设方面重大贡献的褒奖。杜甫把桃林惨败的责任都归咎于哥舒翰，是不全然公正的。当年还在京飘时，杜甫曾有干谒哥舒翰的诗，“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称哥舒翰为唐代第一武将，就其于边疆和军事之良多建设，可谓名副其实。

7，

依据杜诗常有纪实记事的特征，他到了洛阳后，反倒落寞。我们看不到任何他与洛阳官员的交往，看不到他与别人的叙集，总之，在他的诗中，找不到任何公干的信息。当然，没有诗的记述，并不能代表什么事都没发生。

明确是他到洛阳老家的诗，是《忆弟二首》。“且喜河南定，不问邺城围。百战今谁在，三年望汝归。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断绝人烟久，东西消息稀。”从“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可以知道，这已是759年的早春。

之后有《得舍弟消息》，一首有更多故宅细节的诗。"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直为心厄苦，久念与存亡。汝书由犹在壁，汝妾已辞房。旧犬知怨恨，委头傍我床。"与这首诗同题的诗，有好几首，分别作于遭遇丧乱的几年间，可以见出杜甫对家族对兄弟姐妹的殷殷之心，和关爱之情。杜甫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一个妹妹，此时都散落各处。作为兄长，他对他们关心和思念绵长而殷切，这种感情常常表达于他的诗作中。

8，

乾元二年（759年）二月，杜甫踏上归程。此时邺城之战已到临界点，唐军形势大好，邺城似乎指日可破。杜甫的《观兵》大约作于此期间。“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希望官军不仅要拿下邺城，更要荡平叛军在河北的老巢。这样，士兵们就可以早一点回家，因为此时正是春播的季节，”回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洗兵马》）国家可以结束内乱的状态，人们重又安居乐业。

在期盼着官军胜利的同时，杜甫也深切感受到战争的双方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巨大伤害，一路走来，大多是战场杀戮之地，所见应该触目惊心。”三吏“、”三别“等作品，大概就是回到华州后，根据自己一路所见所闻，创作出的诗歌杰作。

回到华州约在三月，随着官军的邺城惨败，东都洛阳重又丢失，国家再一次陷入内战之中。三个多月后，杜甫决定辞去官职，举家西迁。

纵观此次东都之行，我们终不能知道杜甫此行的事因目的，成为大诗人身上许多个谜团中的一个，引得人们不断探寻。这也是杜甫生前最后一次故乡行。杜甫此后的漫长旅程，尽管方向迂回曲折，但洛阳始终是他的心中圣地，回家也成了他的人生主旋律。而故乡，要等到他去世后四十年，才会迎来他迟来的归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