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蕾去年去美国冻卵引起了国内一阵“冻卵”的热潮和讨论,《vista看天下》也将老徐的冻卵选择诗意化为“去未来生孩子”。
避孕技术的发明到试管婴儿,再到如今的可以自由选择时间来生孩子,今年甚至有研究表示女性或许可以通过自我复制来实现无性繁殖。这些都在预示着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
性别关系的变革始于现代避孕技术的发明(吉登斯,2001),避孕技术将性与生育离开,吉登斯把这种与生育分离的性称为是“可塑性性征”(Plastic Sexuality),这种性征是一种去中心的性,因为它脱离了生殖的需要,使性脱离了阳物统治,脱离了自负的男性性经验(吉登斯,2001),并将“性自由”赋权给女性,从而女性可以在客观上实现性自治。“可塑性性征”对于实现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非常重要,“性”不再与生育相关,可以成为人的某种特质,与“自我”相关,获得彻底的终极的解放。
最近在一篇名为Get Ready for Same-Sex Reproduction文章中,作者Rachel Lehmann-Haupt宣称理论上,通过将人类iPS细胞转为精细胞和卵细胞,女性或许也可以通过复制自我来进行孤雌生殖,但是由于没有y染色体所以只会产生女婴。这意味着男女合作孕育下一代的生理局限将被突破。如果说避孕技术使得性行为不再必然会导致生育,那么从1978年第一例体外受精婴儿成功出生,到女性可以通过冻卵来实现生育自由,生育的实现如今已经不再需要性行为,而如今同性生殖的尝试则彻底宣称了孕育不再需要男女合作,生育技术使得性别与生育得到了彻底的断裂。
卵子质量正在下降?so what?
如今弥漫的一种劝婚劝嫁劝生的言论开始倾向于成为是“为你好”的预设,因为女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卵巢在萎缩,卵子质量也在下降。真的如此吗?
对猴子和猩猩这样的灵长动物来说如果不能够繁殖便会很快死去,根据进化论的观点,生命周期持续的时间与繁殖的时间长短一致。人类在石器时代也是如此,人们的预期寿命30岁,新生儿的死亡率也很高。
根据人类学家南希·豪威尔(Nancy Howell)和理查德·李(Richard Lee)在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的一个名为Kung San部落的研究,他们发现Kung部落的平均期望寿命是55岁,但是他们平均生育最后一个孩子的年龄是39岁。这个数字可能暗示了,人类与其他的灵长动物没有区别,只是因为人类相比较其他灵长动物,孕期短,发育速度则长,人类会经历漫长的幼年成长期(古尔德,1977),所以母亲需要照顾她们的后代直到他们顺利到达可以自我繁衍的年纪。这是从人类学、文化的角度去看人类的繁殖时间被定格在了40岁之前,发表于1986年Fertility Rates and Aging的文章证实了人的生育力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降低。该文章指出:在20~24岁的已婚夫妇中有5%的不育,这一比例在25岁~29岁的已婚夫妇中上升到9%,在30多岁的早期结婚的夫妇中这一比例超过25%,40岁~44岁开始婚姻的夫妇中超过60%。
看来随着年龄的增加,卵巢萎缩,卵子质量下降,不是危言耸听。但是冻卵技术出现后,被逼婚逼孕的女性大概也会对这种言论不屑一顾。冻卵技术无疑是将女性的生育年龄推延,并给予了女性充分的生育自由。
生育自由真的能实现吗?
1978年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成功,带来了道德恐慌,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James Watson认为试管婴儿的做法将会造成严重恶劣的情形,政治的、道德的,都将失控("All hell will break loose, politically and morally, all over the world." )。但是所有的批评声都不是对“体外受精”本身的攻击,而是认为其所能带来的道德滑坡,以及所带来的对“制造人类生命伦理”的挑战(Taylor Fleming,1980)。徐静蕾去美国冻卵同样在国内引起了哗然,在接受鲁豫的采访时,她表示冻卵让她在生活中更加踏实,使她不再担心年龄大了不能生孩子的问题以及高龄产妇有可能遇到的危险,对于她来说,要不要孩子以及什么时间要,只是一个决定的问题。陆奕,一位去美国进行冻卵的中国女性,也表示冻卵为她自己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并让她生活焕然一新。
戴蒙德(Jared Diamond)曾经指出体内受精使得父母各自对胚胎的投资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男性广种薄收,但是女性由于卵子数有限,所以双方选取的生育战术不同,在胚胎有需要的时候,母亲很难下狠心来推卸产卵或产后哺育之责。而如今不管是试管婴儿还是冻卵技术等体外受精的生育技术的出现,使得女性的生育时限和方式都拥有了可能性和自我选择权,“谁来生育、如何生育以及何时生育的问题,现在确实已经失控,世世代代支配者、塑造着家庭生活的法则和规制已经崩塌”,但正如老徐所说的那样,冻卵技术为女性创造了可以安心晚育的空间和希望。
生育技术的发展给女性、生育有障碍的人都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也并不能高呼生育自由已经实现。在我国禁止向未婚女性提供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卫生部规定,单身女性不能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相关手术;有的医院允许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但在使用冷冻卵子时必须提供三证,即身份证、结婚证、准生证”。政策上的不允许使得一部分女性选择去美国进行冻卵,携程在2017年嗅到商机,推出”美国冻卵游”的旅游项目,售价高达21万人民币。一定程度上来说,冻卵技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高不可攀,但是这个问题和女性经济独立的问题一体两面,一方面经济独立的女性由于更加专注自己的事业而一再地推迟生育时间最后选择了冻卵;另一方面,到了适婚年龄便结婚生子怀孕的女性不需要去冻卵。所以这就引发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问题:是生育技术的发展使得更多的女性选择晚婚晚育,还是晚婚晚育推动了生育技术的发展?
除此之外,虽然卵子的提取以及冷冻的技术在发展,但是根据Frontiers of Fertility所称,在40岁的女性当中,医学辅助生殖的活产率只有22%,而到了44岁的年龄,这个比例骤然降至5%。另外除了卵子的活力是影响生育成功的因素之外,子宫本身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实现生育自由需要有太多的基础作铺垫,国家支持、经济支持、身体支持等等。
但是我想,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是否真的能实现生育自由,而在于选择的可能性。是否选择冻卵,和选择是否结婚对女性来说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女性应该有自主意识,从而摆脱社会、传统对女性的束缚,有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由社会、国家、制度对我们的生活指手画脚。另外,生育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最大的变社会革就是对家庭形式的变革,如果说同性婚姻合法化在文化上破除了单一的家庭结构形式:异性恋核心家庭。那么生育技术的发展则在生育上为多元家庭结构形式提供了可能,使得异性恋核心家庭不再是社会唯一认可的可以繁衍后代的机制。所以多元、万花筒的生活选择大概是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最好的东西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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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
郑也夫,《神似祖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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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 Howell, Richard Lee. Life Histories of the Dobe ! Kung: Food, Fatness, and Well-being over the Life-span.
Jane Menken, Ulla Larsen. Fertility Rates and Aging. Aging, Reproduction, and the Climact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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