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山花开
❂原诗
种桑长江边，叁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翻译
【郭维森/包景诚《陶渊明集全译》，p168】
在长江边种植桑树，三年当可指望摘采。
眼见枝条开始茂盛，忽然遇到山河更改。
枝和叶自然被摧残折断，连根带树飘向大海。
春蚕没有吃的，寒衣从何而来？
本来没有种植在高原之上，今日又何必有所后悔！
【孟二冬《陶渊明集译注》，p175】
种植桑树在江边，指望三年叶可采。枝叶长出将茂盛，忽然遇到山河改。
树枝树叶被摧折，树干树根浮大海。春蚕无叶不得食，无茧寒衣哪里来？
不把根植在高原，如今后悔亦无奈！
【谢先俊/王勋敏《陶渊明诗文选评》，p104】
种桑种在长江边，指望三年把叶采。正当枝叶刚繁茂，江水横溢山河改。
别说枝叶尽摧拆，连根带千飘东海。无桑春蚕怎作茧，没茧冬衣从哪来？
根不扎在高原上，时至今日有何悔！
❂解释
【孟二冬《陶渊明集译注》，p175】
这首诗具有明显的政治寓意。诗人以桑喻晋，言晋恭帝为刘裕所立，犹如“种桑长江边”，植根不固，依非其人，最终是山河改变，自取灭亡。
【谢先俊/王勋敏《陶渊明诗文选评》，p104】
这首诗以桑喻晋，恭帝托身刘裕，犹桑种长江边，植根不固，以致沦丧，咎由自取。
【刘继才《陶渊明诗文译释》，p167】
本首诗的政治寓意最为明显。以种桑长江边而因“山河收”使树技遭到摧残之事托物寓意，表示了对刘裕逼杀恭帝的抨击和对腐败黑暗政治的强烈不满。诗人对时局的政治态度，并不是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只是因为“易代”而反宋伤晋的，甚至归隐也是为了“耻事二姓”。其实诗人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忠晋派，因为他对背朝的黑暗早已是失望了，在刘宋代晋的十三年前就决心归隐不仕，这就是诗人对晋的政治态度。那末，如何理解诗的政治寓意呢？我们认为陶渊明付这个政变并不一定表现必须忠实晋朝不可，而是从一个同情弱者的人道正义立场上看，他也会持这态度的，当然对晋要比宋在感情上要好一些。
【《中国诗苑精华 陶渊明卷》，p163】
这首诗以桑树植非其所而终不免为大水冲折暗讽晋恭帝为刘裕所立而终受其害。
【《陶渊明诗文鉴赏辞典》，p135】
陶渊明发舒归隐之志的诗歌，往往是畅所欲言，而寄托故国之思的诗歌，则往往是微婉其辞。其中如《述酒》一篇，便隐晦曲折之至。所以，只论陶诗明白如话，其实并不全面。《拟古》九首之第九首，亦是一篇用比兴手法寄托故国之思的作品。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种桑于长江边，为期已是三年，似可望有所收获了。乍一看来，起笔二句所写不过是种桑之一小事，可是此一事象，实托喻着重大政治事件。桑树乃晋朝之象征也。西晋傅成《桑树赋序》云：“世祖（晋武帝）昔为中垒将军，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即晋惠帝）入朝，以此庐为便坐。”《赋》文并谓：“惟皇晋之基命，爱于斯而发祥。”可见以桑树象征晋朝，是有来历的。江边本非种桑之地，“种桑长江边”，此暗喻晋恭帝为刘裕所立。恭帝于义熙十四年（418）十二月即位，至元熙二年（420）六月被刘裕逼迫禅位，前后正是三年，故诗云“三年望当采”。本来，桑树种植三年，则可望采其叶矣——此言其已当茂盛；君主在位三年，则可望有成绩矣一—此言其已当自强。此在恭帝，虽说是无望之望，然而同情晋朝的人，毕竞望其能够固本自立。结果如何呢？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枝条刚开始生长起来，却突然遭到山河变迁。
曰“始欲茂”，实是未茂。曰“山河改”，则呼应“长江边”，不言而喻，洪水滔滔，江岸崩溃矣。长江边岂种桑之地？昔日种桑是于斯，今日毁桑亦于斯，此正喻说恭帝是为刘裕所立，亦为刘裕所废也。“忽值山河改”一句，触目惊心，虽是比兴，亦是明言矣。元熙二年六月，刘裕逼恭帝禅位，篡晋称宋，改元永初，山河变色矣。“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洪水滔滔，高岸为谷，冲断了树枝，卷走了根株。那洪水滔滔，正如沧海横流。三年之桑，毁于一旦。刘裕逼恭帝禅位，即废之为零陵王。“根株浮沧海”句，喻指此事。次年宋永初二年（421），刘裕便派人杀害了废帝。从“三年望当采”及“根株浮沧海”之句，可知此诗当作于恭帝被废之后，次年被害之前。恭帝被害之后，陶渊明是以《述酒》一诗，作出反应的。程穆衡《陶诗程传》云：““柯叶’、‘枝条’，盖指司马休之之事。休之拒守荆州，而道赐发宣城，楚之据长社。迨刘裕克江陵，奔亡相继，而晋祚始斩。”所言甚是。从“枝条始欲茂”及“柯叶自摧折”看，晋室本来并非未作努力自强，“三年望当采”亦并非毫无来由之望，可是晋室终非刘裕之敌手，同情者之希望，也终于落空。“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此二句，从比兴之表面事象说，是写桑树既毁，春蚕遂无叶可食；蚕丝不成，寒衣亦无资源可制。从所寄托之深层情意言，则是表达天下同情晋朝之人包括诗人自己，当晋亡之后深深的失落悲感，其对于晋朝的依恋之情，亦见于言外。此二句所写晋亡及于人们之影响，托喻春蚕、寒衣之事象，但仍与桑树这一基本象征有密切联系，全诗构思，缜密而自然如此。“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本者，根也。结笔两句，回向桑树，仍是双管齐下。表面意谓当时种桑既在江边，而未植根高原，则今日桑树根株全毁，又如何可以追悔！深层意蕴，则是当时晋室既依赖于刘裕，今日晋之亡于刘裕，亦无可追悔也。诚如黄文焕《陶诗析义》之所言：“事至于不堪悔，而其痛愈深矣！”渊明此诗当作于晋亡之后不久。如诗所示，在渊明心灵深处，实痛愤刘裕，同情晋朝，对于晋亡，沉痛至深。这就说明，在归隐十六年之后，陶渊明亦决非一忘世之人，他对于世道政治，仍然抱有坚确的是非之判断，鲜明的爱憎之情。就是将他说为一道家，实亦未妥。同时，亦如此诗所示，渊明以一同时之人，能够对晋亡之一段当代历史，表达明晰之认识，提出清醒之教训。尤其“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二句，可以见出其清醒、理智之态度。这，显然又是与他早已弃官归隐，与现实政治之间保持了相当距离所分不开的。可以说，渊明此诗是一幅晋亡之诗史。
渊明此诗艺术造诣很高。诗中采用桑树这一晋朝之象征，喻说晋亡一段历史，比兴已可谓高明、得体。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此诗以比兴结体，桑树作为基本象征，全幅诗篇一以贯之，始终都未脱离这一基本象征。意象毫无支离之感。中国诗歌艺术，以比兴为根本大法。《诗经》之比兴，多局于开篇之起兴，简单之比喻。比兴至于《楚辞》，发展而为自觉之象征，寄托以深意，但亦多为片段，诗幅主体犹是直抒。渊明此诗，以同一象征性意象贯串全幅诗篇，极为完整圆满，而寄托遥深，不着痕迹。可以说，渊明此诗之创造，丰富了中国诗歌比兴寄托之艺术传统。（邓小军）
【张彦《陶诗今说》，p150】
这是一首借喻诗。——刘裕于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幽禁安帝而立恭帝，到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遇恭帝禅让退位，刘建宋。晋恭帝仅历位三年，晋亡。桑种长江边，不植高原上，喻恭帝为裕所立，终受其难，咎由自取。诗人爱憎则可见矣。
【金融鼎《陶渊明集注新修》，p190】
说明：本首以种桑为喻，形象地描写刘裕称帝前后的政局变故，并指出听任刘裕擅立恭帝，本来就是错误的，因此晋亡是咎由自取。
辑评：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卷四：业成志树，而时代迁革，不复可骋，然生斯时矣，奚所归悔耶？
吴菘《论陶》：“种桑长江边”，乃托物以兴“山河改”耳。维章谓恭帝立是三年，不能防刘，终以受制。太执着。
张荫嘉《古诗赏析》卷十四：此拟讥人托身不慎之诗，通首用比。
陈沆《诗比兴笺》卷二：此慨晋室之所以亡也。典午创业，本乏苞桑之固，五马南浮，复无磐石之安。何曾兴叹其前，干宝抗论于后。“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命意全在末二章，所谓图穷而匕首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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