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青花瓷上的鸳鸯纹
人类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审美标准在艺术上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比如唐代的磅礴大气，宋代的精致婉约，元代的剽悍粗犷，明代的简约端庄，清代的富丽堂皇，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有个体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审美进行有别于大众的艺术创作，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图案、纹饰，作为可视觉艺术的其中一个表现形式，也或多或少映衬着朝代更替而带来的文化流变。
元代 景德镇窑青花鸳鸯荷花（“满池娇”）纹花口盘 故宫博物院藏
莲池鸳鸯纹或者说荷塘鸳鸯纹在元末明初青花瓷的纹饰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无论是馆藏还是出土的器物，都存在一定数量的鸳鸯纹。仔细观之，除部分鸳鸯是前后位置（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青花莲池鸳鸯纹菱花口式盘、一线拍行藏品征集（北京翰海，北京保利，睿嘉四季）以及私下藏品出手，请联系，一八八，五五一九，九三六八，蒋经理。同微信。辽宁省博物馆藏青花开光松竹梅纹八棱罐）外，多数鸳鸯纹呈现并排或左右相对的位置，并且鸳与鸯所处的相对位置或左或右，比如2006年内蒙古包头市郊区燕家梁出土的青花荷塘鸳鸯纹碗中的鸳（雄鸟）在右而鸯（雌鸟）在左，而1960年南京中华门外郎宅山明永乐十六年（1418）叶氏墓出土的青花莲池鸳鸯纹碗却是鸳（雄鸟）在左而鸯（雌鸟）在右。类似的例子尚有很多，在此不赘述。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是工匠随意而为之，还是正如前述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结果？
汉人推翻蒙元政权之后，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既有所扬，亦有所弃，左右尊卑关系的变化便是其中表现之一。关于这一点，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作了精妙阐述：“唐宋，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左右丞，皆以左为上。元，左右丞相、左右丞，则以右为上；科场，蒙古、色目人称右榜，汉人、南人称左榜，亦右为上也。明六部左右侍郎、左右都御史、左右给事中、左右布政使，仍以作为上。”
南宋时出使蒙古的彭大雅在其笔记《黑鞑事略》中曾说：“其位置，以中为尊，右次之，左为下。”13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法国传教士鲁不鲁乞在其所著《东游记》中也有关于当时蒙古人风俗的记载：“当他们安置帐幕时，把门朝向南方。主人的床榻安置在帐内的北边。妇女的地方总是在东边，这就是说，当帐幕主人面向南方坐在他的床上时，妇女在他的左边。男人的地方在西边，即是在他的右边。”蒙古人尊右卑左的风俗习惯至今仍有所保留，“蒙古族以右为尊，因此在蒙古包内的坐卧起居必须遵循这一古老的习俗。包内的右侧是长辈或尊者的居位，左侧是幼辈或卑者的居位。”蒙古人的这一习俗我们亦可从现存的文物中窥知一二，如元代御用画师刘贯道所绘的《元世祖出猎图》中，元世祖忽必烈与皇后并驾但居于右侧，而女方居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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