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读高中的时候,曾给我上过课的一位老师,板书字写得“颇费科特”,工作方式和生活态度也是市里闻名,只不过成绩总是年级最差的。
我那时虽有角度理解,可惜甚难全面。千万句惊人而不失哲理之语就在他一次次的自我救赎与挣扎中诞生了。后来偶然见到一次公众号的推送,是关于我的授业老师的,字里行间似乎透露出业师已然代替了那位“成绩最差”的老师的校内角色。
一代新人换旧人。我早已不了解母校内部人员构造和相互间的扯连关系。只是稳定型永远要比不羁型受重用,这应当是自古不变的道理。
生活里的琐事种种,又使我不得不常想起我的这两位老师。他和他,是否都曾寻求过改变其生存的体制?是否都想成为卫鞅?如果有,我想猜,他们可能就是章学诚和陶渊明之类的人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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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在《何处是江南》里细密阐述了清初诸帝系统收编士林的过程,经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康乾南巡,大义觉迷,文字狱兴,诸如此类。江南士子的无力最终升华为悲壮。再不是汉时清议、东林愤激,存留的只是留发留头的噤若寒蝉。章是这种特殊环境下的产物,适者生存,方有巨著传世。这也真正“恃才傲岸究可哀,历史无由哂实斋。江南已非浮糜地,辽东霸者趁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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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元亮原来也做过官吧。我更想猜他为“不遂心意”。凡有志者,毕竟不能都事成。凡有志者,毕竟又想做出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来。凡有志者,如豫州辞县吏而去者,均不愿碌碌而苟活。然,均失意官场者多为。我的那位老师,校史留不留名倒不清楚,然每届学生闻其名必如雷贯耳。能否培养出所谓“国家栋梁”亦不清楚,然育人之效用亦已达到。这也实践孟夫子那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到了吧。
既然无力改变,那就选择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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