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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危机与重构-唐帝国与其地方诸侯》第1章 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 第三节 永平军的成长与蜕变 第四节 平卢系藩镇的解体
位于河南的蔡州逐渐成为或更重要地代表着淮西的政治中心。淮西治所偏移河南的这一趋势，显然应该与安史之乱结束后，全国军政局势由战争转向和平这一大的背景有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淮西看作与淄青、汴宋并列的河南三大节镇之一。有关河南三镇的军团构成情况，辻正博等学者很早便进行了考察，无论节帅、军将还是士兵，淄青、汴宋、淮西三大镇核心的军队构成都是来自乱前河北的平卢节度使麾下。
随之而来的，则是这些新兴的河南藩镇开始逐渐显露出一种自立化的倾向。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节帅的废立由本镇内部产生或决定，而不由中央主导。
对于大历后期的唐廷来说，滑亳镇的权力更迭并不是一件影响当时河南政治格局的大事。河南真正的危机，或者说将对整个河南政治地理版图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是大历十一年（ 776 ）汴宋留后李灵曜的叛乱。
由于李灵曜的叛乱，河南的政治格局现在发生了大的变动。三大平卢系藩镇之一的汴宋镇在乱后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新三大节镇——淄青、永平与淮西。到代宗的最后一年，即大历十四年三月，唐廷乘淮西发生内乱、李忠臣为养子李希烈所逐之际，以任命李希烈淮西留后为条件，“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领汴、颍二州，徙镇汴州”。而淮西则仍治蔡州。
虽然淄青、永平两大藩镇的成长主要都是得益于李灵曜之乱，但是两者的成长道路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不同的。淄青的成长依靠的是平卢军旧有的功勋，其成长途经依循安史之乱以来代宗姑息两河藩镇的惯例。而永平军的成长则不再是依靠当日的勤王之劳，更主要地则是大历时期其为诸镇所营造的奉国忘家的典范作用。于是其成长途经就已不再是旧有的朝藩惯例，而是新型的朝藩模式。而当大历十四年帝国的新君主德宗即位之后，这种新型的朝藩模式就已经不再只是唐廷渴求的榜样，而是必须要实现的目标。于是到这个时候，永平军作为唐廷在河南代言人的身份也真正被确立了。当然，因循惯例并借此大获发展的平卢军，也将把自己推到与唐廷对峙的风口浪尖。
淄青作为德宗此次讨伐的对象，已由平叛之勋的功臣转向了唐廷的对立面；永平军则一如既往地作为唐室在河南的代言人与依赖者；至于淮西，则是德宗为此次与四镇开战极力拉拢的对象。
局势很快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于唐廷对有功之臣的封赏失当，已受重创的田悦、李纳，得以联合成德降将王武俊，并拉拢原本站在勤王一线的幽州朱滔重新发起叛乱。
由于李希烈的叛乱，永平军的下属宣武军现在不得不单独承担起对抗淄青的重任。而在朝叛战争初期并未涉足战场的位于汴州的永平军主力，这支由李勉直接统率的军队，也在此时被正式投入到襄城之役中。
李勉大败于李希烈之手，其结果是“汴军由是不振，襄城益危”[257]。随后，德宗再一次诏发关中的军队赴援襄城，只是这支来自泾原的军队很快就发动了著名的“泾师之变”，迫使德宗逃离长安，战局至此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而也就在这时，李希烈攻破了襄城，并乘胜在当年年底攻陷了汴州，陆贽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因为汴州的沦陷，河南的运路彻底地瘫痪了。
李希烈终于可以放手对南方实施攻击了。现在，阻扰运路或许已经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的主要目的是直指江淮。如果我们有意对参加宁陵之战的将领名单进行一次细致的爬梳，那我们必然会在其中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王栖曜、李长荣、柏良器。这正是当年来自河南元帅李光弼麾下的一批将领，不过现在，他们隶属于另一个强大而不为人熟悉的藩镇——江东的镇海军。
对于李希烈来说，虽然没能及时联合李纳，并使得宣武军得以一心西顾是个不小的失策 ，但他对永平、宣武的打击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当成功的。只是他可能并未料到，在他成功遏制了河南的势力后，竟然会遭到这些南方藩镇的沉重打击。这一点，可能也出乎当时逃难在外的德宗的意料。甚至对于研究这段历史的当代学者来说，他们似乎也未曾措意此一时期南方的强势崛起。 因为在帝国三百年的历史中，南军北上，并如此之大地影响中原的局势也仅有此一次。
笔者也赞同“元和中兴”是以河南“顺地化”的完成为其主要标志的结论，但在我看来，河南的“顺地化”却并不是以宣武“骄兵”的解体为结点的，相反，后者正暗示着河南新一轮政治波动的开始。因此，我更愿意将“元和中兴”对河南的意义定为帝国“去平卢化”的成功，同时将其视为平卢系时代结束的标志。而帝国在去平卢化的同时，实际上也正在加速河南藩镇的地著化，尤其是军队地方化的进程。而以“骄兵”问题为表征的地方化运动，也正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帝国后期，即平卢系时代结束后河南藩镇问题的一条线索。
地方军人集团从无到有，军政集团从一体化到军队的地方化与节帅的中央化，这种藩镇权力构造的改变，正是平卢系时代与其后时代的根本差别，也正是“骄兵”问题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所以学者说：“即使国家付出的养兵费再高出许多，他们（指地方军人）仍然会尽可能地干预乃至控制地方政治。”也正因为如此，从表面上看，在平卢系时代结束后，中央通过掌握河南藩镇节帅的任命权似乎有效控制了河南的藩镇，但实际上，对于作为藩镇真正基础的中下层士卒，尤其是藩镇亲卫军的控制根本不牢固。
凭借着从元和九年（ 814 ）到十二年（ 817 ），历时整整三年终于取得的收复淮西的胜利，宪宗不仅在帝国的政治地理版图上彻底抹去了淮西—这个自安史之乱初期既已创建的藩镇，而且也为帝国运路的通畅开创了一个较为长期而稳定的局面。尽管我们知道，它并没有最终解决问题。
德宗致力于结构的河南新政治格局到贞元四年全部完成，这种新政治格局是通过建藩政策得以实现的。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造就这一新政治格局的种种措施并非德宗偶尔感性的产物，其背后实有保障运路、孤立叛藩、打击逆命等战略目标。而也正是得益于德宗创立的这一战略格局，此后的宪宗才得以实现其“乃覆淮蔡之妖巢，大芟河朔之余孽”的“中兴”功业。
对于宪宗来说，其成功铲平了淮西与淄青，实现了德宗当年未尽的志愿，重振了帝国在河南的权威与控制力。而对于河南来说，淮西与淄青的覆亡则标志着河南政治版图大动荡的时期已经结束，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河南的藩镇版图将不再有大的调整。当然，一同结束的还有平卢系藩镇对河南的长久统治。平卢军，这支曾经在河北无法找到其容身之地的安禄山集团中的偏师，却经由其勤王将士们的不懈努力，成为帝国抵抗叛军的中坚力量，并最终在河南找到了新的生存基点与发展空间。帝国凭借平卢军的力量瓦解了由安史叛乱带给河南的危机，而又在应对平卢系危机的斗争中重构了河南的地缘政治。我们关于河南的论述实际上是以平卢系藩镇的盛衰为主线展开的
在平卢系藩镇解体后，位于河南中部且处于运河据点的宣武、武宁，一直是河南实力最强的藩镇之一，同时，其内部的变乱也相对频繁。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两镇的变乱就会发现，其变乱的主体和性质，与平卢系时代河南藩镇的政治波动已经很不一样了。概言之，变乱的主体已由上层军校转为下级士卒，变乱的性质也逐渐由军校谋夺军权向士卒争取自身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方向转变。随之一同改变的，就是变乱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军校针对中央要求旌节，而主要是士卒针对藩帅要求赏赐。换言之，一种特殊的藩镇变乱形态在这一时期的河南逐渐成为主流，这就是旧史所谓藩镇“骄兵”。
军队的地方化，使当地人成为军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兵源；他们终身为兵，甚至“父子相袭”，不可避免地会在当地形成一种盘根错节的势力，这股势力就是所谓的“地方军人集团”；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所谓的“骄兵”问题
而在节帅一边，宣武与武宁“骄兵”的始作俑者，大力发展当镇军事力量的刘玄佐与王智兴均是在特殊情况下出任汴、徐二镇节帅，并长期担任是职。他们当然都是有能力扩充并稳定军队的地方实力派军将，但在他们卒镇或被中央调任后，藩镇的军队却是不可能简单缩编或随之一起调任的。于是，这样一个不好收拾的“骄兵”摊子便摆在了其后的历任节帅面前。
在平卢系时代结束后，中央与藩帅的关系其实变得比之前更为紧密，但他们与地方军士的关系实际却是愈益疏远了。而在藩帅的调任变得相对容易和频繁时，藩镇的武力基础却是由地方军人长期把持着的。换言之，平卢系时代后河南变乱的根源用一句话来概括，或许可以称为“铁打的士卒，流水的帅”。
时至唐末，随着黄巢起义的爆发，中央控制河南的纽带终于被彻底切断了，而地方军人集团则受其激励，真正走上了历史前台。出身河南的地方军人率领着当地的军队投身到唐末军阀混战的时局中，成为这个动乱期中的主角。而暂时结束这一动乱局面的则是另一个出身河南的人物——宋州人朱温。他成功剿灭了以上这些河南牙校主导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宣武、宣义（即原义成）、忠武、奉国（即蔡州）、感化、天平、泰宁、平卢八个河南藩镇。当然，更为后人熟知的是，他迁移并颠覆了持续了三百年的唐祚。于是，河南这个曾经的帝国与叛军对峙开始的地方，现在也终于成为倾覆帝国命运的地方。不过，当唐帝国的时代在河南画上休止符的时候，未来的赵宋王朝却将在河南找到它的起点。
这一以“骄兵”问题为表征的藩镇军乱，见证了平卢系时代结束后，河南军政集团从一体化到军队的地方化与节帅的中央化趋势，也预示着地方军人集团的强势崛起。这两条线索的交织与发展，最终将把一个地方军人集团推上晚唐河南政治舞台的前沿。而对于未来的赵宋王朝来说，它在继承河南运路优势，并正式将河南升任为它的政治中心的同时，也将把一个在唐代后期才崭露头角的职业军人集团塑造成为它的一个活泼泼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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