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经
政治浩劫之后，一位孙明经的前同事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一天傍晚，他突然来了。看到他，我有些紧张，因为20年前我曾在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指控他为“右派分子”。我在想，他是不是来兴师问罪的。但他坐下来后，首先问我的是，能不能让他看些科教片，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允许他看科教片了。我那时在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工作。他并没有要我帮忙任何其他事，而仅仅是要看看科教片。多么伟大的灵魂！多么好的一个人！我被深深感动了！
孙明经和吕锦瑗夫妇
文革结束，学校复课，第一届北影学生与孙明经第一次见面，课堂上的一名学生就是日后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导演张艺谋，当然，其他成名者不尽其数。
（张艺谋与孙明经的长子孙健三，中间为孙健三的女儿孙宇静 ，摄于1995年）
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院长回忆道：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孙教授讲课时在黑板上所写的提要，全都是用英文，这使我和张艺谋等人都感到困难。下课后我们不得不格外努力转抄笔记。孙教授是中国电影教育的先驱，也是中国电影制作的奠基之父。与我同龄的第五代电影人皆从他的教诲中受益匪浅。
（康定河上的溜索------1939年9月孙明经自拍像。）
2002年，中国电影档案馆的一位电影学者，意外发现了一些16毫米的电影胶片盒，盒子外面除了“金陵”印章外，没有任何可供辨别的资讯。他的儿子证实，这些神秘胶片正是他父亲所拍摄的影片。2003年，《中国广播影视报》报道了“中国最早期的电影片”的发现，这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和历史学者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孙明经在金陵大学上摄影课1948年11月摄 ）
1911年，孙明经出生于南京一个基督教家庭。其父在一所基督教教会学校（后成为金陵大学）任教，最早把电影放映机和电影胶片用于课堂教学，引起震撼。他的母亲在济南和南京担任小学和中学校长期间，曾率先使用视觉教具进行授课。
（孙明经的父母孙熹圣和孙隋心慈，毕业于齐鲁大学的前身登州文汇馆，二人均喜爱摄影，对孙明经在摄影方面的发展产生过很深的影响。1901年，相机还没有自拍装置，这张照片是孙明经的母亲用她发明的自拍方法拍摄的。 “电影”的得名，就来自孙明经的父亲孙熹圣，是他把“Cinema”翻译成了“电影”一词。）
1930年，年仅19岁的孙明经以勤工俭学大学生的身份受聘担任金陵大学的电影教育协会，负责收集电影文献史料并管理电影器材、胶片等。后来，当孙明经开始执教时，他将电影用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教学实践。
孙明经
1936年，金陵大学成立了教育摄影系(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Cinematography)。年仅26岁的孙明经出任副系主任。教育摄影系后来成为金陵大学全部电影的制作总部，为学生以及其他有抱负的年轻电影制作人提供培训基地。
孙明经1938年对《自贡盐井》的科考摄影 ， 在抗战期间让大后方军民了解当时自贡地区井盐生产的盛况和先进技术，从而稳定了军心和民心，极大地鼓舞了国人士气。，
从1934至1948年间，教育摄影系共摄制了112部电影，其中一半以上是有孙明经拍摄和剪辑的。教育摄影系拍摄的较有影响的科教片包括：《防空》（孙明经和妻子吕锦瑗都曾出镜，为大家演示空袭的预防措施）、《防毒》、《女子体育》、《灯泡的制作》、《采煤》，以及《乡村建设》和《首都风光》等旅行见闻片。
（28岁时的孙明经拍摄了八部“国情科考”电影片：《西康一瞥》、《雅安边茶》、《川康道上》、《铁矿金矿》、《省会康定》、《草原风光》、《康人生活》、《喇嘛生活》， 这张照片是同步拍摄的摄影集里的一张， 1937年7月雅安街道一景，孙明经当年评述：雅安市街整洁，教育发达，省立雅安中学及私立明德中学，均有相当规模。）
1940年教育摄影系改为“电影系”（Motion Picture Department），1947年又改名为“影音中心”(Audio Visual Center)。名称的更改反映出孙明经对摄像传媒的理解进程——从静态图像到移动影像，从移动影像再到有声电影。
孙明经创办并兼任《电影与播音》月刊主编， 右图为1945年《电影与播音》上的计算机图画 。
金陵大学设立的电化教育课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大学水准的电影专业学科。孙明经和吕锦瑗合作开设各种有关电影制作的课程。他还撰写了教学手册，论述如何在课堂上运用电影。尽管他的一些讲义和翻译的教材从未出版过，但直到今天，北京电影学院还在教学中使用着。
1941年孙明经夫人吕锦瑷与长子的自拍照 ，吕锦瑷是中国摄影化学学科的创建人，1940年亲手制造出中国第一批可以实用的照像干版底片。这张照片就是用她自已制造的底片拍的，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张用本土生产的底片拍的照片。
其妻吕锦瑗1912年出生于山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进入当地著名的教会中学——太谷铭贤中学，在获得一项学费加食宿费的美国奖学金后，得以进入北京贝满女中这所教会学校读高中。15岁，立志要制出中国第一张胶片，她主修化学。
（孙明经和吕锦瑗1934年在苏州自拍的合影，他们相识相爱后的第一张合影。）
1935年，孙明经和吕锦瑗对一个新发现产生了共同的兴趣。这一年，斯科罗吉(M.G.Seroggie)和肯特•布隆利(Kent Bromley)合著了《电视》一书，宣告了一个新视听媒介的诞生。他们俩夜以继日地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
（1937年，孙明经参加西北考察团，途中在一辆弹痕累累的军车旁留影。）
孙明经和吕锦瑗在日军入侵前结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管学生事务的教务长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为他们主持了婚礼。魏特琳后来在南京大屠杀中，曾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当地许多中国妇女免遭日军蹂躏。
在西迁途中，孙明经拍摄了日军空袭和轰炸战时陪都重庆的情景。
（1947年孙明经和吕锦瑗结婚十周年全家福）
在战乱中，孙明经将吕锦瑗希望研制中国人自制电影胶片的愿望，放在了自己的首要议程上，他在实验室花了无数时间帮助她。终于，她成功了。吕锦瑗用研制出的胶片为自己和年幼的儿子拍了张合影。金陵大学迁往内地时，吕锦瑗加入了金陵大学，成为其中一名教师，协助孙明经，开设了摄影化学和电影资料两门课程。
（1947年金陵大学复课后的首堂摄影化学课，吕锦瑗自拍照）
孙明经巡回放映电影，利用电影向村民普及基本卫生常识，以弥补缺医少药之不足；希望借助电影将那些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教育课程普及到农村，以弥补当地教育资源的匮乏。他坚信教科纪录片具有社会教育意义。
孙明经
早在1930年，金陵大学就开始放映美国教科片，他曾协助将99部美国科教片翻译成中文。1940年，他到美国考察，访问了美国主要电影机构，采访了一些领先的电影公司，其中包括迪斯尼电影公司。他们将他们的经典老片的版权无偿赠送给孙明经。这些影片对中国电影教育而言，价值无法衡量。
（1939年6月至12月，孙明经参加川康科学考察团 ）
他在美国购买了最先进的摄影器材，这批器材后来成为北京国家电影学院创办初期的主要教具。
二战期间，孙明经为美军人员教授电影摄制速成班，长达两年。这使他与美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在成都访问了金陵大学，为了感谢孙明经战时所做的贡献，华莱士向孙明经的电影赠了14部科教片。
孙明经
孙明经共摄制了119部纪录片，主题涵盖从旅游到科学、教育、工业、农业、公务、民族民俗文化以及宗教活动等。另外，还有少数关于孙中山先生和1925-1926年北伐战争的纪录片。
（
孙明经拍摄的1939年4月，日军大轰炸后的重庆闹市区街道。）
在孙明经的全部电影作品中，有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日食》（1936年）和第一部彩色有声电影《民主先锋》（1947年）。这两部片连同他拍摄的日军轰炸重庆的胶片，都得以保存下来。孙明经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电影专业课程以及第一本电影刊物。
孙明经
金陵科技片是时代的产物。金陵大学本身，它的领导和当时所拥有的设备，都是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在中国努力的结果。金陵大学是当时中国14所最好的教会大学之一，学校校长和理工学院的院长皆受过美国教育，并在后来的岁月中，学校又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
孙明经夫妇和他们对纪录片的贡献，也成为这段值得铭记历史中的一部分。
（孙明经在自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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