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妈妈带着年幼的我住在单位的宿舍兼办公室里。依稀记得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妈妈就会点燃一盏细腰大肚的玻璃灯。底座是圆形的,越往上越细,细到极致突然间粗了起来,呈大肚子状,肚子里盛有一种叫煤油的液体,妈妈说这是煤油灯,用煤油作为燃料的灯就是煤油灯。每当油用了一多半,妈妈就会拿着灯去灌油,去的勤了,管着灌油的叔叔就会说,又加班了,带着个孩子真不容易;去的少了,管着灌油的叔叔又会说,忙过去了,好好歇歇吧,带着个孩子真不容易!大肚子上边是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灯芯,也就是灯捻是白色的棉线,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的旋钮,控制灯的亮度,点燃后还要给灯罩上一个玻璃罩子。每天灯罩都会被熏黑,妈妈每天傍晚都要擦拭灯罩,不然会影响亮度。
过年去奶奶家,奶奶家的灯也是烧煤油的,一个普普通通玻璃瓶子上没有灯罩,灯头很简单,在小店里买二分钱一个,也可以自己做,只不过自己做的容易连灯,要经常擦拭。因为同是煤油灯,样子却和妈妈用的不一样。我比划着问奶奶,怎么不用妈妈用的那种玻璃罩子灯,奶奶说,那种灯很贵的,要一块五毛钱,罩子一不小心就会碎掉,只单单一个罩子就要二三毛钱,咱庄稼人是用不起的。我说让妈妈再回家给奶奶拿回来一个用,再拿些油回来,奶奶说不可以的,公家的东西,咱不拿。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妈妈因为工作需要,带我来到新的单位,和爸爸团聚了。吃过晚饭,遛弯回来,爸爸手拉灯绳,随着咔哒一声响,哇,好好亮耶!当然,想当年我可不是这样说的,而是用最最纯正的老北腔说“喃呐娘诶,挂哩哈是手么诶,怎么就哈么亮诶?”爸爸说那是电灯。记得那天晚上,爸爸和妈妈轮流抱着我,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关灯开灯,开灯关灯……
冬季夜长,小学三年级就要开始上夜校,也就是晚自习。教室前后各有一个100瓦的电灯泡,不如家里亮。那时供电极不正常,停电是常有的事儿。当时电力局就在旧州村东,只要一停电,电力局的子弟就会遭到围攻:“回家告诉你爹,再敢停电就砸你家锅去”,“别急,别急,大队书记领着人推电力局的墙头儿去了,一会儿就给咱来电了”,“作业还没写完呢,就他妈的给老子停电,还得点灯费老子的油”,“你(手指着电力局的子弟)他妈给老子听着,再停电就别在俺村上学了”……说归说,骂归骂,电该停还是要停的,因为电量少,不够用的,还要保证几家大厂子正常生产。记得那时医院、电影院都配有发电机应急。
老师并不会因为隔三差五的停电就取消晚自习,或让学生提前回家。开始我的书包里常备有蜡烛。在当时点蜡烛算得上是“高消费”了,一毛钱一根蜡烛是可以分别买十块糖,五支铅笔,两张半一开的白纸,一块带香味的橡皮,在夏天还可以买四根冰棍,两根红小豆冰糕。于是邻家小哥哥给我用墨水瓶做了个简易的煤油灯。小哥哥不知从哪里找来自行车的气门针,将瓶盖用烧红的火柱烫一个气门针粗细的小眼,然后将其放入做灯头,这还不算,再拧上气门的旋钮还可以调节灯捻的大小。小哥哥问我用什么做灯捻,我说用纸吧,小哥哥说用棉花吧,灯不亮了,可以拨拨。于是小哥哥回家给他妈妈要了一点点棉花,用手搓成长条,塞入气门针,将瓶内装满煤油,将做好的灯头拧好,待油充分浸透灯捻后,点燃,我高兴地拉灭电灯,墙上映出小哥哥的身影是那样的高大,比爸爸还高大。再看那煤油灯的火苗,呈细长的三角形,里焰亮黄,外焰橘黄,尖端由橘红变为浅灰,继而袅袅成墨黑。
在煤油灯下看书写字是比较昏暗的,冒出来的烟还有油腻味儿,时间长了还会熏黑鼻孔。尽管如此,煤油灯还是要妥善保管:放学带回家,上晚自习再带来。稍不留意瓶里的油就会被偷偷倒掉,甚至被偷走。害得你黑灯瞎乎写不成作业。同桌之间关系融洽还好,可以“借光”。不好的,人家就会用书或本挡住光亮。每每这时老师就会出面调停。
在当时,煤油灯成了晚自习停电时必用的照明工具。忘带煤油灯又恰好停电是常有的事儿,于是同学之间采用两两就近组合或前后四四就近组合或这次用我的,下次用你的,成为当时的一道风景。在那个年代,有“官二代”却没有“富二代”。每个学生的家庭条件都差距不大,于是这最最基本的“互惠互利”能够很好地维持下去。记得这年冬天我拎着空酒瓶子去商店用一毛三分钱买了一斤煤油,一直到小学毕业才用完。一是因为“互惠互利”用的省,二是由于电力事业的发展,停电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今天,在新居看着客厅新装的豪华水晶吊灯,又让我想起儿时的煤油灯,还有我自编的所谓的《煤油灯之歌》:墨水瓶儿,一根捻儿,装满油儿,明上明儿;煤油味儿,熏死人儿,两鼻孔儿,黑上黑儿;读着书儿,盼下课儿,写着字儿,盼天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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