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次见他，是在他儿子的婚礼上，穿着不太合身的衬衣，拿着司仪递过来的话筒，扭捏半天，说一句：“谢谢大家。”邻家婶子在下面翻白眼，“知道要上台怎么不提前准备准备。”“真的是，你看那丈母娘几句话说的，好太多了。” 我妈用胳膊肘怼我爸，“要你少抽点烟啊，你看那一嘴黄牙，怎么开得了口。”他在台上望着司仪，手背在腿后发抖，台下的人开始起哄，鞭炮声盖过了一切。晚上宾客陆续离场，我坐在角落里喝着酒，他一个人慢慢的往外面搬空酒箱。
我还不到家里大门一半高的时候，在院子里学蹬自行车，踏板一次只能蹬半圈，他开着崭新的拖拉机突突突到我面前，跟我打招呼，我盯着他冒着黑烟的拖拉机，一车头扎进了刚摞好的谷堆。秋收，我爸请他来打谷子。女人们在地里弯着腰割着谷穗，男人们挑着成捆的稻子往回走，我在后面捡一捡掉落的稻穗。挑回来的稻子在院里铺成厚厚一片，拖拉机后面拉着石磙，他叼着烟，开着拖拉机在院子里飞驰。我坐在门槛上，旁边是刚洗好的一大盆青翠李子，大瓷缸子里的茶微微荡着圈，我坐着听他突突突了一下午。
我五岁开始上学，那时候他的儿子，我该叫哥，读六年级。每次放假都会叫我去他家玩，他家旁边有几个水塘，里面种满了荷花，我哥带着我到处耍，回家的时候他塞给我几个莲蓬，新鲜的莲子甘甜甘甜的。莲藕熟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家送来一麻袋，自家的东西，确实好吃。
每年过年，他，二姨父，我爸，三个中年人聚在一起，除了抽烟喝酒打牌，别无他事，我坐在他们旁边，喝着酒，听他们说一些我不太能听懂的话。照例，酒足饭饱之后，三个人扎进小房间开始打牌，烟一支接着一支，一开门，乌烟瘴气。每次他拿到好牌，手就不自觉的抖，所以总是输多赢少。
他儿子不愿意读书，大家给他出主意：你把他扔进技校，让他有一技之长，以后也好混日子。他说：随他去。给儿子找了个师傅，学理发，学了几天，不再去了。大家都劝他，你得好好管管他啊，任由他任性下去，以后不好过的。他也只是说，他不听我的，管不了。后来，儿子在外面跟人混，伤了人，进去了。家里的地也不种了，就天天在外面打打短工，捞点零钱。
听人说，他哪天哪天骑车又摔了，住了好久的院。听人说，他和自家兄弟闹矛盾，差点打起来。听人说，他每次打完零工，都去茶馆里面找人打牌。听人说，同村人嫁女儿，他去吃饭没钱上礼金。
后来儿子出来，安心在镇上的厂里上班，婚论嫁的年龄。他低声下气的借遍了所有人，给儿子在镇上买了房，办了婚事，婚宴热热闹闹，大家高高兴兴，他自己忙前忙后，给这个那个递烟，自己却没怎么抽。后来过年，叫他过来三姨姥喝喝酒打打牌，怎么叫也叫不动了，几个婶儿嘀嘀咕咕：这个人真是有意思，还不愿意来见我们。几个爷们儿闷一口酒，点支烟：好面儿呗，这人呐，有时候是真的难理解。而这个时候，我一般都擦擦嘴出门遛弯了，他们后面说了些什么我也不咋知道。
几十年按部就班的生活，会因为什么改变呢，不会因为什么改变的。
前些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他太可怜了，去医院检查，肝癌晚期，医生说只有三个月了。我张了张嘴，想努力说点什么，又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我妈说他去医院，医生给他说病情，他出来跟人讲：狗日的医生吓老子，说老子癌症晚期，说老子只有三个月可以活了。后来儿子隔三差五的就回来，亲戚朋友成群结队的去看他，我妈拍了张一起吃饭的照片发给我，他坐在上席，似乎个子都小了很多，脸上的神情也不像原来那么有活力。
好几年前去他家，看见他的拖拉机停在后院的角落里，用木板盖着，上面堆满了杂物，深绿色的车漆已经脱光了，生了厚厚一层铁锈，我已经忘了他开这个东西是多少年前了，以后估计也不会有人再开了，再过几年，估计连铁锈也不会剩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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