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鲜少回忆童年和青春期,原来不是因为它们未曾存在过。
那时候我无心直视真相的眼睛,也不能走到窗子以外。
因而在多年后午夜梦回,想起初中时让学生下跪磕头的隔壁班班主任,还是不禁吓出一身冷汗。
谨以此文,盘点我所亲历的离谱老师们。
小学时,在达州七小,有一位数学老师姓黄。他让全班人凑钱轮流买一米长的直尺,并说每一届都是这样的,还要按照学号划分买直尺的顺序。他说直尺用的很快,因为要拿来打人。我不记得那是否是一个玩笑,但我记得三年级时,没交作业的男生们确实被脱了裤子站成一排打屁股。
那时候我并不觉得黄老师做错了什么。
同样是三年级,学校老师说,现在新装了饮水机,喝水要刷卡,但是每个班的卡数量有限,还不到二分之一,要交钱才能有资格买卡。
相比于没有饮水机,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但动辄几百元的巨款,我真心不舍得拿给学校。
四年级结束后,我悄无声息地告别了达州,到了成都锦里小学读书。起初我惊叹成都的小孩可以4点就放学,还有丰富的课外班和图书室,他们看我看不懂的动漫,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词汇,大抵大城市确实不同。
而后我发现,隔壁4班的班主任,总是隔三岔五地让全班起立,骂他们猪狗不如。而每周在升旗仪式上温和善良的大队长老师,也跟着帮腔,说他们是“贱皮子”,是畜生。
那时我不辨善恶,以为作为学生,就是该被训的,这一种错误的思想,让今天的我走了无数弯路后,都难以告诉自己,错的是别人。
我是怎么被老师训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别人说的那些,撕卷子,态度恶劣,放学不许回家,到教室外罚站,自然都经历过。
我细细推演,如果转学时我没那么怯懦,爸妈能给我更多一点关爱,我在锦里小学最幸福的回忆就不会只是同学买给我的那一个小小的生日蛋糕。多年后我想起Y送给我的一个文件夹,都忍不住大肆炫耀。
灰暗无光日子里,哪怕一颗糖,都让人记很久很久。
上初中后,情况越来越糟。
班里有一位嫌贫爱富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姓胡,她真是位风云教师,初中班里大部分同学厌恶她,剩下那部分喜欢她,但不管是谁,所有人的家长都往她手里塞过钱、茶叶、名牌包,往“家委会”交钱。
她在班里明目张胆地针对差生,尤其是有钱的差生,用批评来倒逼家长给她塞红包。有一位男同学的妈妈,被气得破口大骂,因为无论塞多少钱,她的儿子在胡老师嘴里,都是朽木不可雕的废材。
我很难与她有什么交锋,直到一次“匿名评分”,我随便乱涂了一堆选项,她把我喊上讲台,问为什么给她打了一个B,几十个A里,那一个B如此的醒目。我哑然,看见同学们了然的神情,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我十二三岁,下意识地竟想“讨好”老师,原来这就是铺垫已久的驯化教育。
好在我不屑得到老师的目光,但我太迟钝,要是更伶俐点,我就该拦着我妈给老师送钱,毕竟小时候我是没有零花钱的,别说发展兴趣了,我对世界的认知都残破不全,玩会手机、看一会小说就要跪在地上给妈道歉。
胡老师(胡蓉)令人作呕的事太多,一边表彰某位三好,一边在文章里点名道姓地拉踩其他同学成绩差、不好好做卫生,反衬三好生的光辉形象;又比如在补习班里说“你们交钱交多少都可以,我只想教会你们”,一边收过一个个家长的大额红包。
标准恶人身上最善的设定,大抵是她常常挂在嘴边的,“我来自凉山,小时候家里穷,要走很远的山路去上学......现在你们条件好了,不懂吃苦......”。
胡老师最后离开了那所学校(成都七中初中学校天环校区),去到了更加贵族的金苹果小学和锦城一中,无可厚非,为了背上更贵的包,弥补从凉山走出来后脆弱的自尊。
初中里另一位骇人的老师,是隔壁八班的班主任。
我了解纳粹的集权方式时,常常想起八班。
初一军训时,八班班主任带领他们大声鼓掌,此后三年,震碎耳膜的鼓掌声常常在八班响起。他们无比自豪,认为这是优秀领袖领导下,集体极具凝聚力的表现,但在我眼里,他们已经全然异化成了一群怪物。
起初并未对他们多看一眼,后来发现那老师让学生跪在走廊上,找八班的人一打听,说学生是自愿的。
学生跪在地上,那男的坐着,学生磕头。
学生说,自己是自愿的。最离谱的时候,跪在地上受罚的学生,舔那男的皮鞋。我心里是翻江倒海的恶心。
八班的同学越是赞扬那男的赏罚分明,倾诉衷肠,我就越觉得恶心。
从大声鼓掌开始,他一天天一点点地打造了一个无条件服从他的群体。
这一段阴影太深,以至于我怎么都想不起他的名字。那个尖嘴猴腮,身形单薄的男的,后来也和胡老师去了金苹果小学,再后来就不知道了。
高中会变好吗?不会。
在成都四中,高一时向我家借钱的油腻中年男赵长彦,现在已经人间蒸发。那是一个绵阳口音的物理老师,地中海发型,满脸流油。
上课听不懂他的口音,下课找他又不愿给我讲解,于是物理成绩一落千丈,他说女生不适合学理科。后来他当着我骂我妈妈,当着我妈骂我,我竟然没有任何反击和自卫的念头,实在荒谬。也是毕业了才知道,他欠着我家几万块的买车钱,至今未还。
和物理老师打配合的是化学顾老师。赵老师在课上说裸体笑话,顾老师和女同学关系亲密。唯独我,因为画板报让他看不顺眼,罚站到教室最后面。
诸如此类的事件数不胜数,习以为常,能记起来的属于过分印象深刻。
至于那个姓杜的生物老师,和“你们班都比六班蠢”的赵长彦一样,天天念我们蠢笨,比不上十一班的零头。十一班的好朋友从未想过自己喜欢的杜老师,也有另外一面。
这些不胜枚举,主打全员恶人,地狱模式,我开始正式进入心理治疗。
于是我逃也似地跑到了文科班,又遇到接二连三的打击。
班主任,后来成为了我妈妈的好朋友,极力劝阻我学画画。尽管那是我高中时期最大的救赎,唯一的精神依赖,但我还是被迫放弃了。
多年的圈养,我不自信,也抓不住自己的热爱。
在灵感逐渐消退的那些年里,我被一次又一次地错误对待,并挥刀向自己。
直到高三,在心理老师严重的危机干预之下,试图找回一丝触觉或温度。
不难否认病态的同学们是更大的杀手,但对于他们的讨伐我们稍缓进行,这一篇是关于教师的凌迟。
高三时期,班主任措几次三番地在我和同学之间“正义调解”,结果就是让我在同学面前丢尽了脸面,在“和同学对峙”时崩溃大哭。
这一段辉煌历史值得另起一个宏大篇章徐徐展开,但措老师无疑是对我下了杀招。高高捧起,重重摔下的杀招。
于是高中的最后,我用高考48分结束了措老师教的地理,伤敌80,自损一万。
说回初中,那时候我热爱诗歌和小说,写了好些文章,有长篇童话,诗歌,上了好几次简书首页,那是六年前的事了,曾经稚嫩又鲜活的文字我封存在相册里,久久未曾记起。还因为在贴吧连载古风小说,当上贴吧大神。灿烂精彩的14岁,一切都充满希望。
那一年我参与了一个教育主题征文,写了一篇名叫荒草塘的小说,讲初中生如何在学校废弃的荒草塘惨遭霸凌,内容完全来自想象,然而因为文笔实在好,中了二等奖。
因此这一篇文章也叫荒草塘,用以记述真正的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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