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一粒灰尘

关于压迫与反抗，享乐与挣扎，几个世纪以来的作家们不知厌倦地叙写着这个话题。

世界自然是不断在向前发展着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们高举着闪着金光的旗帜，占领了原属于贵族的源自于血统身份的地位。

然而讽刺的是，生活中的享乐程度仿佛也保持着某种守恒——有人登上了宝座，有人则依旧在泥淖当中挣扎；一些人的生活越发奢华，另一些人却越发陷于困境。至于高位者的荣誉是否是由淤泥中人们的血汗累成，卑微的人们是否又有权利获得更好的生活，这个问题是不能想的，一旦想起，悲剧便诞生了。

《罪与罚》一书中的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悲剧或许就诞生于此，不如说，诞生于对自身处境与自身才华不相匹配的不甘心和愤怒当中。他杀害了房东太太之后，一开始陷入了犯罪的狂热与惊惧之中，但他并不为自己的行动感到丝毫抱歉——

“大家都杀人，现在世界上正在流血，从前也常常血流成河，他们杀人如麻，鲜血像香槟酒一样流淌，这些人因杀人如麻竟然在卡庇托林举行加冕，以后又被称作人类的恩人……如果我成功了，那我就能戴上桂冠，享受荣誉……”

他将世人分为两类：最低级的只起繁衍作用的人；有才智的掌控历史发展的起统领作用的人，他称前者是“虱子”，渺小的、低贱的、毫无存在理由的，无疑在此时的他的心目中，他所杀死的不过是这样微不足道的虱子；

同时他常常想起拿破仑带领下的一代年轻人冲破身份、金钱获得成功的那个光辉的时代，一个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气来取得成就的时代，然而那个时代逝去了，拿破仑陨落得如此之快，使得一些年轻人们还未度过情绪的高昂期，便马上被投下了一道阴影——无法放弃对仿佛近在眼前的荣耀，却又永远无法企及。

在这一点上，《红与黑》中的于连与拉斯柯尔尼科夫似乎有了某种紧密的联系：他们同样是有才华的青年，他们同样出身卑微，同样的不甘屈服于现实，又同样的无法通过他们的方式达成目标。而这样有能力却无法取得社会地位，只能转向对自己本性的背叛和对心灵的折磨的年轻人，难道只限于他们二者，而不能指向一个在今天仍旧有广泛意义的典型吗？

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的结局是那么相像——于连在牢狱中丢弃了对地位与身份的执着，找到了真正的心灵上的自由；拉斯柯尔尼科夫则在西伯利亚的监狱生活中抛却对社会的憎恶，皈依了基督教。在这种转变当中，他们的心灵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红与黑》当中我们只能瞅见希微的暗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将他的主角完完整整、方方面面地剖析出来，坦露给人看了。

杀一个人是罪犯，杀一千人却成为英雄；失败者是罪犯，成功者却成为英雄。最初拉斯柯尔尼科夫深信自己的行为同这世界上众多的杀人上位者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只在于他们更加坚决残酷，而他却如此软弱。他叙说自己的理由：“我只是不愿等待‘普遍的幸福’的到来，而坐视我的母亲挨饿”。怀抱着这样的想法，在面对警员的讯问时，他牢牢地隐藏住自己的罪证。

但他毕竟是一个“软弱”的人，无法在犯下了罪恶之后坦然地生活，因此他杀了房东太太却将钱财看也不看地抛弃，时时催眠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却无可避免地病倒了。他的发热一般的疯狂没能抵御住本性，那是一种被警员彼得洛维奇指出的本性——“只要能找到信仰或上帝，便是那些在刑讯时被剐出肠子还微笑的人们中的一个”，当然，我们亦可以这么说，只要能够找到真正的自己，他便拥有最坚强的意志与力量。

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自首了，他被流放至西伯利亚，虽然从表面上看，他的地位下降了，但实际上，他却真正有了震撼人的力量——不来自于偶然的犯罪的激情，不来自于暴力的使用和对无力者的伤害——他成为了一个在众人面前闪耀的“太阳”。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引用雨果在《笑面人》中的一段例子：

“犀牛踩坏了鼹鼠的窝，鼹鼠践踏蛆虫，蛆虫又踏过原子，前者的眼中难道会有后者吗？一切只因为前者的力量对于后者来说实在是太强大了。”

正如房东太太用她的资本一点点践踏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尊严，拉斯柯尔尼科夫则用暴力一下子熄灭了房东太太的生命。但这种循环有什么道理？我们看到的不过是野蛮力量的互搏，拉斯柯尔尼科夫依旧是见不得光的杀人犯，但他的赎罪，却让人看到了文明或许能够带来公正的部分希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深刻的心理描写，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愤怒、狂热、挣扎表现得淋漓极致，将读者引入了一个充满纠结、恐惧与颤抖的心灵世界。他将思想融于其间，带给人的不是一个结论，却是曲折的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成就自我？我们应该成就如何的自我？

我们不是一粒灰尘，我们寻求太阳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