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八岁时，他叫了八年的妈突然也成了一个另一个人的妈，他并不惊奇，他知道或许以后还会有很多这样的小孩，但他有点忧伤，因为好像他的到来就意味着以后他的“房费”似乎又多了一项。可他也有点高兴，因为家里应该可以多一个分担他“房费”的“房客”了，他以为他们没什么不同，可现实告诉他，家里只是他多了更多的工作：洗碗多一个、脏衣服多一件、睡前洗漱多一遍、上学堂多绕一段……渐渐地他开始觉得“好像不一样。”
命运为了给他个启发，也为他填一点不一样。十岁那年，一场疾病在任何岁月里都看似极为寻常的一天袭击了这个家。拉稀、高热终于让他停下了手里干不完的杂货。
夜里，男人和女人聚在那渐渐泛黄的吊灯下算计着他治疗的费用，最终在他叫了九年的父母所谓的“斟酌”中他丢掉了左眼的光明。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他的高热以左眼为代价渐渐平息走出了他的生活。
光明走了，知识也随着走了。他不再上学，他也厌倦了上学，他萎缩了的左眼成了同龄人的笑柄，他害怕那样的笑，那样的笑会让他变得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狼狈，哪怕他其实已经明白他根本没有家。
所以，他逃离了，十二岁他开始辗转于各个地方，他没有文化更达不到合法的年龄，他根本找不合适的工作，于是他穿起松松垮垮的衣服来遮挡他原本就瘦弱的身材，他学着伪装成一个久经应聘面试的老手，他压低自己的工资来获得岗位竞争的优势，于他而言，他想要的仅仅只是生活的温饱罢了。于是他成功了，他在年底获得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建筑工地的看门工。
此后，他开始了各种看门的工作，在他辗转流离的那些年里，他虽然也做过搬砖工、瓦工、临时保洁等等诸多工作，但最多的是看门。
他看过各式各样的门——带着朗朗读书声的小学学校的门、进进出出灰头土脸建筑工地的门、年底停工无人的机器厂的门、砖厂的门、印刷厂的门……他的住所——也仅仅只能被称为住所——也随着他看过的门而变化，但不变的是永远都在变。
二十五岁，对于一个农村孩子而言，已经是晚婚中的晚婚了。于是，在这一年，他回家了，为了一场前所未知的相亲。1973年，春节刚过，他唯一被称为家的地方来了电话，“回来吧。”那女人电话里短短三个字在他心里便足够他辞掉他的工作、断了与这座城多年的联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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