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罗振宇的目标客群。我不看《罗辑思维》，不使用“得到”，不关注他的公众号，更不听他的跨年演讲。只是从缝隙里听说过他，好的、坏的风评都有，坏的居多，但我确信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罗振宇。因为对这个世代来说，虚无地看待价值，远不如树立一个商业价值观。
“你们的死活我不关心。他人的死活跟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
“要做一个现实主义者，要做一个鼠目寸光的人。”
43岁的罗振宇，半躺在漆木椅里，直直地盯着访者，等待回应，同时把身体的重心稍稍往上提了提。
访者头偏向一边，右手压着小本，夹了只笔；左手的手肘支在椅把上，并用这只手托着头，手指盖在嘴前。笔在本上敲了敲，他无奈地笑了笑。
“有小我和理想主义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冲突吗？”
2016年，许知远经朋友介绍采访到罗振宇，已经记不得差不多十年前和罗见过。那时候，罗振宇是央视《对话》栏目的制片人，开了一次策划会，邀请并请教过许知远。罗振宇至今记得，许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的那个镜头。而这一回采访，据许称，自己像是去见另一种“guru（心灵导师）”。
01
“这样一个小地方，学知识就是为了匍匐前进，找到前方的一个出口，然后走出这个城市。”
于是学习的作用，等同于逃离，逃离生长的城市。这也为其之后对待知识的态度，埋下种子。据他回忆，母亲在高考前告诉他，“只要你能离开这座城市，我们一辈子不要再见面都可以。”
结果是罗振宇如愿的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就读新闻系，坐上通往武汉的火车。这一年是1990年。
进入大学后的罗振宇，享受到那个时代赋予的平等。同学间的家庭情况差不多，大家都掰着过日子，没有哪床的人会铺张浪费。90年初的中科大校园里，不如今天一样，有多的书籍刊物可以读，更别论挑选。一次偶然的机会，罗振宇读到威尔•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
“经常灵魂会在某一个瞬间，完成一个层次上的上升，看到另外一种狂喜。此前，知识都是为了未来积攒粮食的，但这次，知识第一次直接喂养了我。”
不过这种奢侈的喂养并没有持续太久。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开放浪潮的力量真实地席卷了中国。94年毕业的时候，罗振宇突然发现，过去那种平等已经消失了。短短两三年，中国实现了一次巨大的分化，睡对床的同学已经在大城市有两套房了，而自己还需要为生计而发愁。
从广院毕业的罗振宇，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的毕业生一样，前往北京寻找机会。
“我站在朝阳门桥上，看着底下的二环路的车流，看两边林立的大楼漏出来的一点一点的灯光，特别绝望。过去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想着，我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城市拥有哪怕一盏灯。”
又和那个年代大多数青年一样，为了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罗振宇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攻读硕士学位。
“考研算是中国年轻人的一个缓冲区，当你要去承担社会责任又感到恐惧，同时还没有相应能力的时候，有一个逃避的所在就是考研。”
几经波折，罗振宇取得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学位，并有机会进入中国中央电视台担任制片人。
在罗振宇手下，《经济与法》、《商务电视》、《对话》等栏目火遍中国，其中《对话》更是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节目。很难说是罗振宇成就了《对话》，还是《对话》成就了罗振宇。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巨大的市场潜能被释放。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升腾起一片稀薄的空间，任何参与到其中的个体或组织，都获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一个又一个组成，逐渐填满这片空间，让它变得更加厚实，以至于任何一位有见地的商人、政治家、社会学家，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搭上这列快车。罗振宇就是其中之一。
差不多这个时候，从耶鲁毕业的沈南鹏回国创建携程网，短短3年半就成功在纽约纳斯达克上市；创建了如家酒店，不到4年成功上市。2005年，沈南鹏和张帆一起作为联合创始人，创办了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一直到今天，红杉中国投出了京东、大众点评、美团、360、唯品会等300余家企业，也让沈南鹏持续多年，稳坐中国第一投资人的位置。
同样耶鲁毕业的张磊，2005年拿着教授给的一笔钱，回国成立高瓴资本。那几年，教授给的这笔钱获得了几百倍的回报。
新加坡的国家队，李光耀手下的淡马锡，大举进驻中国大陆，建仓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医药、中国太平洋保险。
罗振宇和他们都不一样，那时候，他离资本的世界还很远。但担任央视制片，让他获得了同资本世界一样高屋建瓴，俯瞰这个市场、社会的机会。两会期间，虽没有国务院副总理的职权，罗振宇思考的却是同样高层次的问题。事关13亿人的医疗、教育、就业、治安、人权、工商建设、社会制度等等，这个世代没有机会深入的话题，他高密度、全方位地接触到。以至于他的话一直使我不信：
“我不太关心这个世界的总体精神状态，说实话我也不觉得谁有这个能力。这个时代为别人操心实在是一个太无谓的事情，因为连一个价值尺度都找不着。”
罗振宇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充分“以权谋私”，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他广开策划会，邀请各行各业的精英到央视制片团队，担当他的“私人教师”。也是这个时期，罗振宇第一次接触到许知远。但两人的路径却截然不同。
02
2008年的许知远，正沿着传统知识分子路线，走在成为作家的路上。正如他曾为《天下》写专栏时说的，“那时候还模糊，不知道怎么写中国”。许知远尝试捕捉第一个10年、第二个10年的精神面貌，却始终在大门外徘徊。试图抽象地总结出这个时代，并以此取得一点商业性成就，但一次次被“知识分子”的标签束缚。
而这个时候的罗振宇，因为无意得罪了领导被调职，下决心离开央视，找机会把自己推到台前去。
“很多时候显得很勇敢，但其实是不得已。要么是生活所迫，要么是实在抓住一个机会不能放过。”
过去，罗振宇一直浸淫在中科大“职业精神”的氛围里，他坦言自己并不习惯学术上的严谨。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一个以结果为导向，完成度是第一的；另一个则包含形而上学的部分，思辨、论证才是该追求的。本着实用主义的初心，他毅然而然地奔向前者，并以此为自己价值观的核心。
2012年，罗振宇带着以前的同事，创办了脱口秀节目《罗辑思维》及同名公司，投身于商业世界。脱不花加入后，罗辑思维一路狂奔，到今日估值已直逼60亿。
一旦有了名气，人们开始注意你，骂名也会接踵而至。比如李诞到今日也不愿意和他同台，称他是“搞传销的，贩卖焦虑”。还有的批评比如他没有真才实学、装深沉、假装有内涵，声称“罗辑”是因为没有“逻辑”等等。
正如我开头说的，我从来都不是罗胖的目标客群，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但我依旧确信，罗胖的存在有价值，而且是正面的价值。
这个世代对文化精英来说，最大的割裂就是，他们想要标榜自己精英的身份同时，又有捞钱的欲望。碍于身上这个标签，总觉得下场收费这件事，不体面。于是这帮人假装“接地气”，把自己放到乌合之众中去，声称我也和你们一样，只是一个普通人，这样再挣钱的时候，心理负担就小了很多。
实则在他们心里，依然觉得我比你要高级。一旦有了辨识力，就很容易认出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有意无意之间提及，我读《纯粹理性批判》，我读维特根斯坦，读马尔克斯，而你们却连这些名字都没听过。相比之下，执拗的唱着挽歌的人，以及由心底里可怜唱挽歌的人，显得可爱的多。这也是为何我对蒋方舟、李诞、詹青云之流没什么兴趣，但对许知远、西川、罗振宇则多几分好感。前者扭扭捏捏，觉得你们干的事情真是羞死人了；后者摆明了告诉你，我没啥文化，我替你们省时间，我想挣你们的钱。
许知远和罗振宇是想要名利的知识分子，在世俗参与这条坐标轴上的两个端点。所以许知远一直表现得特拧巴，开办栏目，参加演讲，创立只卖自己喜欢读的书的“单向街书店”，一直不得要领。但这个世代没有哪怕10个小时认识卡尔维诺、加尔布雷思。他单纯的很好理解。我也曾一直羞愧于捧着“指南类书籍”，实用主义地阅读。每次在电子书上点开如《非暴力沟通》、《高情商沟通术》、《如何高效学习》时，都要赶快点出十余本彼得•汉德克、王朔等，覆盖掉浏览记录。
好在罗振宇的语言体系帮助了我，重新审视自己。
03
“所有的理想主义对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孔雀的尾巴，是为了给青春期开屏的东西。”
“在买一处房之前，什么都不要想。在财务自由之前，想什么都没用。财务自由是确立人生价值的第一站。”
“千万别做一个理想主义的假设。不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要做一个现实主义者，要鼠目寸光，不要给自己构建一个宏大计划，然后去实现它。”
我并没有完全同意他的语句，只是这样的架构对现在的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我不可能花哪怕10分钟，去读两行《扯经》或是《东京一年》。我深信他们写的，必然比不上卢梭深刻，也不及王二有趣，这个世代没有什么值得深刻的东西，更没有深刻的人。所以就像罗振宇对自己，也是对许知远说的，那都是给青春期开屏的东西。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假如自以为深刻，那一定是读的太少。
所以对于一个受过还算好的教育的人，其生命的最大意义在于，在社会参与中实现价值。而具备比周遭多出一丝一毫洞察力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在商业架构里，用商业价值来体现自身的价值。这意思并不是人的一切都要以金钱来标榜，恰恰相反，金钱是这个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通过世俗的成功，知识分子能得到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两项：话语权和自由。没有世俗的成功，人就很难真正自由。
李敖以自己“文化商人”的身份自豪。文化人就应该有世俗的成功，才能有足够的空间留给自己思考；此外还应当获得话语权，从而能够有能力影响他人。所以鲁迅后来办出版，搞发行，赚了不少钱。而许知远，今年也请教吴秀波，并站在2020跨年演讲的台子上。
罗振宇的这套商业价值观，更值得玩味的是，只关心自己和周遭的人，不要管其他。
“突然一个浪头过来了谁也别管，管自己，拯救自己救赎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爱我身边的人，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同事就可以了，我的投资人，我的合作商，这是我的伦理的最大边界。”
“企业最大的责任是对协作伙伴负责，为什么要拿大家的钱出去捐款。”
到了眼看快要成家的年纪的时候，所读的一切就不该再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而开太平”，而更应该成为一个企业人。现代商业体系里，讲究企业经营，要对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负责。个人企业的stakeholders，就是家人、朋友；成为商人了，更要为合伙人、供应商、上下游经销商、消费者负责。普通人的能力边界就在这里，道德边界也在这里。也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理。
这好像是道德的败坏，导向“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但实则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价值观。
“多一个生意人，这个世界就多一份健康的力量。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对自己负责，对自己身边的人负责，而不是空泛地跳到一个理想主义的高度，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那个东西恰恰是一个败坏的东西。”
这个时代非常好，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对社会提供价值，可以通过正确的商业运作转化为经济回报。这是一则充分条件的推论，反之不一定有效。获得经济回报，并不意味它一定有价值。2016年，罗振宇做了“得到”，推出“知识付费”，就是他能提供给这个社会最大的价值。对于碍于面子，不轻易进场的创作者来说是好事；对于其产品的消费者来说也是。
我看过这样一种批评很有意思“罗振宇就是在模仿时代周刊，贩卖二手新闻和桌头谈资”。《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是靠迎合新兴中产阶级发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钱不够花”+“渴望上升”。而上流社会的人读的是《纽约时报》，充斥着各种抽象又高深的概念、名词。时代周刊摒弃了准确性、严肃性，在保证选题一致的情况下，使文体口水化、故事化，满足了新兴中产阶级对上流社会的模仿欲。
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时代周刊》发家的社会在很多层面上是一致的，“无用”的阅读和学习，成为“有闲阶级”的特权。而罗振宇及他创造的产品，就是满足了渴望有闲的消费者。但我不认为这是骗，反而觉得它的产品是有人文关怀的、道德的。就像菲茨杰拉德写《了不起的盖茨比》，填补了战线前美国大兵的回忆，罗振宇的产品，一样填补这世代人的心理需求。其本质和为饥饿的人提供饭食，为干涸地提供水源，是一样的道德，并不存在所谓“个人成就与对社会道德的夹角”。对于饥饿的人，他们需要的是米粥馒头，绝不是法餐日料。再者，文学对大多数人的作用就是谈资。以前大家见面讨论麦克白、葛朗台、大卫科波菲尔，评价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现在讨论TF boys，讨论《奇葩说》，没有太大区别。所以上面这种批评，既不具备商业意识，也没有对人的关怀。
商业的逻辑是，你并不需要从个人的意识出发，主观地提供价值，这样反而更糟。需要做的只是劳动，只要提供了产品，有需求的人自然会消费。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自然而然地为社会创造了价值。
这时代需要唱挽歌的人，一两个足够了。更多的人应该为自己、为家人而向上。能力越大，影响越大，能为社会提供的贡献也就越多。使劲从虚无里跑出来，尝试用商业的价值观理解世界。与其哀婉这个、可怜那个，不如多赚点钱。
“跑，成为跑得最快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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