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里面有提到，文化在经历了其最高点之后就有了被具象化的危险，而一旦被具象化就会跌落到极权的深渊里去。
具体表现就是，奥斯维辛之后，不可调和的文化与野蛮走到了一起，完成统一。屠杀是野蛮的，诗歌是文化的，可是文化没能阻止奥斯维辛，甚至助纣为虐，创造精密的仪器进行杀戮，文化淡忘了野蛮，野蛮又创造出新的文化，所以，文化又何尝不是野蛮呢？
我们说，诗缘情而绮靡。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诗经被解读为政治诗之前的诗歌，这是红楼梦被解读为隐写明史之前的中文传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我们对诗的期望，对文学的期望，无外乎坦荡荡的抒情。
胡兰成能写出“这时有人吹横笛，直吹得溪山月色与屋瓦变成笛声，而笛声亦即是溪山月色屋瓦，那嘹亮悠扬，把一切都打开了，连不是思心徘徊，而是天上地下，星辰人物皆正经起来，本色起来了，而天下世界古往今来，就如同“银汉无声转玉盘”，没有生死成毁，亦没有英雄圣贤，此时若有恩爱夫妻，亦只能相敬如宾”。读到这儿，我也情愿揉进胡兰成一片柔情的文字世界寻个清净。语言极美，对文字的掌控力不在朱自清之下，甚至连一些本来很丑的东西，也被他涂抹的毫无痕迹，清雅肃静。可是他也能做出为天下人作不齿之事，这些最不堪的事，在他笔下也有一番大道理可讲。胡兰成本人是否真的迷信他笔下的理，我们不得而知，他笔下的理是否是他心中的理，我们也不得而知，他笔下的理，他的写作技巧创造出来的美，却是有迷惑力让一众人深信不疑。
那么文学，是不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文学有他的技法，文学也不过是一门学科，学习伦理学的人，你不能要求他本人因此就做一个正人君子，学习文学的人，你为什么又要要求他必须思无邪呢？
奥斯维辛之后，野蛮是野蛮的，文化是野蛮的，野蛮与文化走到一起以后，一切的文化行为，甚至包括文化批评，都是值得怀疑的。 不然你以为，思有邪的世界里，写作的动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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