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真”

          杜甫诗歌的“真”

                      ——读杜诗之小感悟

      杜甫，一个被奉为“诗圣”的诗人，其诗歌唱出了那个时代万千士子的心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现实，成为我们研究唐诗、唐史的重要资料。在我看来，杜甫之所以名垂千古，杜诗之所以被称为“诗史”，与其诗歌所表现的“真”有着莫大关系。

      从内容上来说，杜诗如实地反映个人及社会的命运，毫不避讳。他写自己的贫病老丑，饥寒交迫，真实遭遇中饱含满腔的无奈心酸。他写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写病，“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写老丑，“如今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无一不是个人命运多舛的真实写照。而个人的不幸又使心怀天下苍生的诗人把目光转向国家，转向社会，这也是其诗被誉为“诗史”的重要原因。他的诗不仅反映安史之乱造成的生灵涂炭，家破人亡，孤魂遍野的惨状（《三吏》《三别》等），而且记载了史作中未曾记载的史实，如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去蜀之后所作《三绝句》中“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便是我们在史书中看不到的事实。“补史之遗”更充分显示了杜甫诗歌的“真”。如果说，杜诗中关于个人和社会命运的诗作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儒者之大情怀，那么其“萧散自然”的写景诗歌也同样真实地反映诗人于“大悲苦”中蕴藏的“小乐趣”。诗人从上元元年（760年）春天开始卜居成都西郭草堂，在饱经忧患之后能够得到一个安身之所，自然是喜不自胜，于是这段时间成为诗人一生中少有的安闲期。“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这一句句清新脱俗的吟唱，使人难以把它与思想深刻又忧国忧民的诗人杜甫联系起来，可正是这些别具一格的闲适诗向我们展现了诗人“沉郁顿挫”之外的“萧散自然”之风格，也是诗人此时“怡然自得”心境的真实写照。

      据古典文学大师叶嘉莹的笔记整理而成的其恩师顾随的讲稿《驼庵诗话》论诗语录中有云“一切伟大的诗篇，与其说是写出来的，毋宁说是‘活’出来的。所谓‘活’出来的，即是从生活、特别是斗争实践中获得的。”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用来概括杜甫的诗歌。如同“文章憎命达”所欲表达之意，杜诗因诗人的诸多磨难而愈显真实可贵，诗人的诗歌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在所有的艰辛中“活”出来的。虽不能说如果没有历经沧桑，杜诗可能不会有如此之成就，可是倘若没有亲历国破家亡，漂泊无依，甚至寄人篱下强颜欢笑的日子，杜诗又怎会蕴藏如此多的“原材料”以供酿造，我们又怎能体悟到杜诗的“真”呢？

      从语言来讲，毋庸置疑，杜诗的语言是其后许多文人竞相效仿学习的典范。探讨其诗歌的“真”与语言的关系，我想从三个方面谈。一方面，杜诗的语言质朴，不饰雕琢，用“豪华落尽见真淳”来形容也不是不可以。他笔下的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只一个“好”字就写出诗人对春雨的欣喜赞赏，没有丝毫的华丽雕琢。我们读杜诗，无论是关于生活境遇的诗作，还是玲珑的写景诗，都不需要绞尽脑汁地想象一个场景或是一种形象，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像李商隐那般浓丽绵密中掺杂着晦涩，使人难以琢磨。你看他写天伦之乐“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面。他写景更是直接“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他写面见天子“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我们的眼前立刻浮现出诗人化装逃脱叛军后的流离之貌，还有那无时无刻不关心国家人民的悲悯情怀。语言朴实无华，情感真实动人，这就是杜诗的一大魅力。另一方面，诗人并不满足于创作的现状，他自己说“晚节渐于诗律细”，不断追求诗歌节律之美，不仅是他“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要求使然，更是他创作心理的真实反映。他的《秋兴八首》《登高》，在格律方面成为一座丰碑，也凝聚了诗人的万千感慨。也只有像杜甫一样遵从自己作诗的心理状态，才能渐入“老去诗篇浑漫与”的随心而至自在的创作佳境。此外，诗人以口语俗语入诗，使诗歌更加贴近生活，平易近人，更增加生活的真实感。“稠花乱叶裹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裹”字，“在”字，俗语口语入诗，不着痕迹，恰到好处。《春水生二绝》：“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旁！”萧注：“用方言俗语点化入诗，故特觉活泼。”诗人又有“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一种豪放粗犷的形象跃然纸上。以如此粗豪之笔刻画人物形象，也从侧面反映出诗人自己儒者之外的另一风貌。

      从情感上说，“真”的最高境界便是情感的“真”。语言作为外在形式，是呈现内容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说内容是“原材料”，形式是对原材料的加工，那么表达情感则是二者的最终目的，是最后一道工序。“诗缘情”、“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理论。诗人有了对万事万物的感触，便需要一种形式去表达。无论是抒情，还是言志，都是彼时彼刻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杜诗情感的“真”也是他成为历代有识之士精神家园的重要因素。

      杜诗中，大到国破家亡，抚今追昔的深哀巨痛，小到流离失所，伤春悲秋的小我情怀，无一不是诗人深切的感受。甚至是偶遇的路人，杜甫也能生发出无限悲悯。这是其儒家思想的烙印，又何尝不是诗人高尚人格的写照？而诗人的一切感情又都是“情到深处即为诗”，毫无矫揉造作为文造情之感。而凡是伟大的作家，又有几人不是为情造文，因情成文呢？“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无国哪有家？诗人看花，花溅泪；闻鸟，声惊心。岂是物有情，乃诗人之心殇。衰老多病之时，却依然高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于国于民，杜甫真可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对统治者犀利的批判中饱含对人民的同情。对于家人，杜甫更是时时牵念。黄河泛滥，他不忘宽慰弟弟；“一岁行四役”，自身难保之时，他又担忧远在他乡的妹妹“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面对幼子的夭折，他万分悲痛“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这一切发自肺腑的吟唱都是诗人至情至性的表现。“乐道人之善”的他，对朋友亦是真诚以待。怀李白的诗歌就不在少数，另有写严武、高适、郑虔等人的诗歌，无不让人感动。在《又呈吴郎》中他婉劝亲戚对邻家寡妇扑枣的行为不要干涉，让这样一个无食无儿的妇人能因几颗枣子多一份生的希望。类似这样的诗歌，杜诗中不胜枚举，就是这样“真”的杜甫才更可爱可敬。

      读杜诗越多，就越因他的“真”而感动。在诗人笔下读他的心酸悲苦，读生活的喜怒哀乐，读时代的沧海桑田……往往生出许多感慨。了解李杜生平之前，一直觉得杜甫比李白年长许多。因为脑中浮现的总是一袭白衣，仗剑直行，潇洒行事的诗仙太白；而杜甫则该是饱经沧桑，两鬓斑白，眉宇间杂着愁苦，一身麻布素衣着身，苍茫屹立于世间的形象。脑海中这样的李杜形象全然是二人诗作风格的迥异所造成的，却更能油然而生出对杜甫满腔的敬意。如果不是这样一位心系苍生的老者，其后的有志之士又该有多少在精神上漂泊无依，费尽心思地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