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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第2,3章
隋唐是中国佛教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佛教与王权的结合以及佛教教义的中国化，是佛教空前繁荣兴旺的主要原因。
隋唐时期影响最大的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等著名佛教宗派，就是分别在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大力扶掖下崛起的。
经过长期的选择、改造和重构，它逐渐从印度佛教的母体中分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到唐代，佛教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以中国化的佛性说为理论基础的佛教宗派先后崛起，并占据了主流地位；二是佛教宗教道德的宗法伦理化。
佛教道德的宗法化，是佛教中国化的显著标志之一。佛教道德宗法化的表现之一，是竭力抬高那些宣扬报恩父母的佛经，佛教道德宗法化的表现之二，是僧人大量制作伪经和著述，为孝道张本。佛教道德宗法化的表现之三，是各种弘扬佛法的文化形式对孝亲观的认同和摄取。佛教道德宗法化的表现之四，是对忠君观念的屈从。在中国古代，王权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任何意识形态、任何道德说教、任何宗教文化，只能为王权服务，不得与王权分庭抗礼，更不能凌驾于王权之上。
僧人不仅屈膝于君父面前，而且千方百计在佛法中为忠君观念寻找依据，进而论证王权尊严。名义上释迦牟尼仍是全智全能的最高人格神，但阿弥陀佛和菩萨的地位显著提高，其中观世音菩萨从一个次要角色提升为救苦救难的尊神。这样一来，如来佛祖的地位被淡化，以避免与王权至尊的观念发生碰撞和冲突。佛教道德宗法化的表现之五，是佛教僧团及戒律仪规的宗法化。
与儒家的天命论相较，佛教排除了客观外在因素“天”，而归诸人的主观因素“业”，在解释社会人生现象，特别是“业报”反常现象方面，弥补了中土报应论的不足。
为了博取君王的崇奉和世俗的信仰，契嵩着力在“孝”字上大做文章。他所作的《孝论》是佛教关于孝的最系统、最全面的理论著作之一。在这部书中，作者从“明孝”“孝本”“原孝”“评孝”“必孝”“广孝”“戒孝”“孝出”“报德”“孝略”“孝行”“终孝”等不同角度，“发明吾圣人大孝之奥理密意”，以“会夫儒者之说”。
嵩契关于佛教与王权、宗法的关系的具体论点，自魏晋以来就不断有僧人论及。经过隋唐时期不断地自我调整理论形态，改变现实品格，到宋代，中国化的佛教教义进一步化解了它与王权、宗法的抵牾和冲突，从而更加强化了其“辅教助化”的作用。
极乐净土与现实社会的强烈反差，一下子抓住了众生的心灵。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对极乐世界的憧憬可以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导向：一条指向修行与忍让之途，另一条则指向批判与反抗之路。
在一定条件下，思想的批判就会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弥勒出世”一再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号。佛教被作为动员、组织下层民众造反的工具，这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佛教社会政治作用复杂性的具体表现之一。
隋唐时期，儒学理论形态发生重大的调整和改造。早在隋唐之际，儒学就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中唐以后，儒学在三教抗衡中逐渐转被动为主动，又取得一批理论成果。儒学在不断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造中，由衰微走向复兴。儒、道、释三教鼎足而立，为儒学的发展创造了最佳的文化氛围。在人类历史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危机往往是新生的契机，挑战往往是发展的机遇。儒学正是在一场生存竞争中，将异端学说转化为思想材料，完成了自身理论形态的转型。
道的升华，是儒学复兴的根本标志。它表明一种新的儒学已经产生。隋唐儒学以天道自然论弱化天人感应论，以道统论强化自我派别意识，以复性论对抗佛教的佛性论和道家的道性论，从而以进一步哲理化的“道”占据理论斗争的制高点。这样，儒家学说在重大理论问题上获得了主动。道被赋予本体的意义，在逻辑上也就不存在主宰一切的“天”。“天也者，形之名也。”（《乾卦疏》）天无非是有形物体中的庞然大物。这样，《五经正义》就以官方学说的面目，把道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孔颖达的道论中，道不仅是本原、本体、总则，还是各种具体事物的规律、规范、道理、法则的总称。“
《五经正义》是一部传统政治思维的百科全书，从中可以体察到在儒家学说中，道由伦理范畴上升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发展过程。
柳宗元对天人感应论的批评，从自然观一直贯穿到历史观、社会观。柳宗元反对把“四时”“五行”与政治牵强附会，同时也反对为政不顾自然规律。他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
秦汉以来，郡县制与分封制孰优孰劣，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唐代中叶，争论再起，与藩镇割据的政治现实有关。柳宗元认为藩镇割据是由于兵骄将悍所致，与郡县制无关。当务之急是把兵权和州县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通过“善治兵，谨择守”，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柳宗元思想的理论价值，还在于他朦胧地觉察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与人的主观愿望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他认为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动机，是出于树立个人权威和统治一切臣民的私心，“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但秦始皇的主观情欲之“私”却与历史发展之“势”相符合，推出了一种“公”的制度。“大私”促成了“公天下”的实现。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以孔孟道统的继承人和卫道士自居，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和中央集权政体及国家经济利益出发，力主罢黜佛、老，独尊孔孟之道。韩愈的思想是从先秦两汉儒学到宋明理学之间的重要环节，在一定意义上是理学的先驱。他的道统论是唐代儒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道统，即道传承的统绪。韩愈是以道统论作为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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