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我就可以每隔几天，不规律地给爸爸送一次东西吃。奶奶说：不能送得太勤，怕那些看守起疑心。
有时我们送几块糕点架在上面的红糖水鸡蛋，有时送表层盖着青菜的蒸蛋羹，有时送大片洋芋下的一盒鸡肉鸡汤，送的最多的是奶奶做的咸蛋，还有冬天送去的一壶开水。
虽然很小心，但是防不胜防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早上，我送壶开水给爸爸。不曾想，楼梯口上面，增加了一个看守爸爸的人。他是新来的，没见过我。我才上到楼上，他就问我：“干什么的？”我小声答：“我给我爸爸送壶水。”他不由分说，抢过开水壶，从我身后扔下楼去。开水壶被砸坏了，顺着楼梯滚了下去。大片小片的碎玻璃，从破了的篾壳里漏出来，像镜子一样，在幽暗的楼道里，闪着微光。开水顺着整个楼梯流下去，从上到下冒着蒸腾的热气。
我“哇”的一声被吓哭了！楼上小黑屋里的爸爸，还有大门外的奶奶，听见我尖利的哭声，从不同的方向冲到我面前，两个人同时把我抱了起来，急切地问着我，并查看我有没受伤。确认我没伤着，奶奶爸爸我们三人，抱在了一起。这是爸爸“失踪”快一年，奶奶和爸爸第一次见面。
从那以后，爸爸被看管得更严了，我们给爸爸送东西也就更难了。因为有楼梯口上有那个“恶煞神”。只有瞅准他去吃饭，才能悄悄上去，赶紧下来。我于是多了个任务：把藏在衣角里的小纸条，快速翻出来，递给爸爸。这些纸条，大多都是奶奶写的，很少几张是妈妈写的。爸爸也回过两三次纸条，我用同样的办法带出来，记得上面写的是：“要相信党！要相信人民！要相信群众！”
一次，不知奶奶从哪里弄回一个胎盘，在家里用剪刀又剪又洗，洗干净是白白的，和着肉剁碎了，调上鸡蛋，蒸成肉饼，上面盖上炒好的蔬菜，放了几尾小咸鱼，让我送给爸爸。说：你爸不吃这个，身体顶不住的。还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别说出那是胎盘。我不知道胎盘是什么，只觉得奶奶表情怪怪的，也自然不敢说。
在那些年代，要找到肉和蛋，是非常艰难的。奶奶在家里就养两只鸡。而且，不知她花了多少心思，托了多少人，去山里买，去农村用粮票换，才保证了我和爸爸不时地有蛋吃，还偶尔可以吃上肉。
后来，他们批斗爸爸太久了，看爸爸也“检讨”不出什么来，就翻出他的笔记本，想找“反动观点”去斗。但却不太看得懂他写的繁体字，只得让他翻译让他念，听他念出来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和党中央的指示，也没什么“出格”的言论。最后，他们一大帮人，都烦了，也累了，就干脆把爸爸交给农民们去“劳动管教”。
农民们都纯朴，不太知道什么是“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就说：“书记回来了，又来现场检查和指导工作了。”
聪明的公社书记和当地的两位大队长，让爸爸带着他手下的一群“走资派”，去人迹罕至的山里放牛放羊。还在山上给他们盖了两排简易房子，一排牛圈一排羊圈，成立了一个农场，让他们在那里一“躲”就是三年多。
爸爸还把附近几个县的“走资派”们，也悄悄“招”到农场来，也安排他们放牛放羊种菜，也学习“马恩列思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文件。这一下，“走资派”们“团圆”了，农场更热闹，也更像农场了。直到中央发来文件——宣布：走资派“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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