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意大利］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
选自《元素周期表（Il Sistema Periodico）》
怎么办？这米勒角色跳出来了，
从他的剑勇冒出来，轮廓清晰，
既非无耻亦非英雄，
除掉那些辞藻和诚意或不诚意的谎言，
剩下的是个典型的灰色人，盲人中的半盲人。
按定义，油漆就不该是个稳定的物质。事实上，在它旅途中某一点，是要从液体变成固体。但这一定要在恰当的时地发生。如不然，会有极不愉快的后果……油漆可能在仓库时硬化（我们残忍地称为“中毒”），那就得丢掉。或在十几二十吨的反应槽中，树脂硬化，那是悲剧。或油漆从不干，那你就成了笑柄，不干的油漆像不能发弹的枪，不能下种的公牛。
通常，空气中的氧在硬化过程中担任一定角色。氧可救命也可破坏，但我们制漆业对氧最有兴趣的一点，是它可以和某种油的小分子反应，将它们联系起来，变成坚实的固体。譬如，亚麻子油就是这样风干变硬的。
我们有了麻烦。我们进口一些做油漆的树脂，它暴露在室温的空气下应会变硬。我们试验了，它也灵。但当把它和一种（无可取代的）油烟混合以后，它就是不硬。我们这样做了几吨黑漆，漆上以后，就一直黏得像苍蝇纸。
遇上这种情况，你一定得小心，不能先去乱告。供货厂是W，一个德国大公司，声誉卓著。它是盟军在大战后将原来的法本化学工业公司拆散出来的一部分。这些人通常在认错前会凭着他们的名望来唬你、磨你。但这回麻烦是免不了的，其他的树脂和同样的油烟混合都没事，那出事的树脂是W公司的特产，而我们又得照合约供应这种黑漆，不得延误。
我写了封客气的抗议信，说明问题。几天后，回信来了：冗长而卖弄，说了一些我们已试过而无效的方法，还有一段树脂氧化的废话，却忽略我们当下的要求，只简单地针对关键问题说正在做相关试验。我们没别的法子，只有立刻再订一批货，要W仔细注意它与油烟混合的性质。
确认订货的同时，来了另一封一样长的信，由同一个米勒博士署名。它比第一封信认真些，至少承认（带些保留）我们的抱怨有理。它还说出一件以前没说的事，“ganz unerwarteterweise”，即完全出乎意料的，他们实验室的几个老头儿发现这问题货品中，加了千分之一的萘化钒——直到那时，从没听说油漆这行业有用到这种添加剂。那不认识的米勒博士要我们立刻查核此事。如果是真的，他们的看法也许可以使双方避免一次国际商务纠纷。
米勒，我前世中曾有个米勒。但在德国这是个很寻常的名字，像意大利的莫林那里、英国的密勒，都是米勒的对等名字，也很普通。为何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但，重读那两封信，沉重笨拙的用词，夹带着一些术语，像白蚁在我内心中啃着，我不能不怀疑。啊！算了罢，在德国至少有二十万个姓米勒的，别胡思乱想，开始认真解决油漆的问题吧。
……然后，突然眼里升起信上一个细节，那不是打字上的错误，它重现了两次。写萘时，他把“naphthenate”拼成“naptenate”。在我那病态的精准记忆深处，那如今已属遥远世界的米勒，在那难忘、冰冷、恐怖的实验室中总把“beta-Naphthylamin”说成“beta-Naptylamin”。
苏联人就近在眼前了，盟军一天轰炸橡胶工厂两三次。没水、没电、没热气。窗上没一片完整的玻璃。但命令是生产人造橡胶，而德国人唯命是从。
就像被有钱的罗马人使唤的有教养的希腊奴隶，我和另外两个熟练助手在实验室中工作，从事徒然而不可能的工作。每次警报一响，我们就忙着拆仪器，警报解除，我们又忙着装回去，时间全耗在这些虚功上。但，我说过，他们唯命是从。每隔一段时间，检察官从碎石和积雪中爬过来，确认我们有按命令工作。有时，是一个铁着脸的纳粹黑衫队员，或是一个当地民兵团的老兵过来，或是一个平民。最常来的那个平民叫米勒博士。
他一定是一个有权位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先向他敬礼。个子高胖，四十岁左右，外表略显粗犷。他只和我说过三次话，每次都露出不寻常的怯懦模样，好像为了什么事情感到羞耻。第一次只是有关工作情形（就是关于“Naptylamin”的剂量）。第二次他问我为什么留这么长的胡子，我答道我们都没有刮胡刀，连手帕都没有，每星期一有人来帮我们刮胡子。第三次，他给我一张打字工整的条子，特准我星期四也刮胡子，同时供应处发放一双皮鞋。他郑重其事地问我：“你怎么看来那么不安？”那时，以德文思考的我，告诉自己“Der Mann hat keine Ahnung”（这家伙被蒙在鼓里）。
工作要紧。我赶快设法从熟悉的供货商那里弄来一些萘化钒。这可不简单：它不是常用的产品，只按订单少量生产。我连忙下了订单。
这个“阴魂”的重返颇让我激动。自从离开集中营，我最强烈的欲望是有一天面对面地和其中一个“他们”算账。我收到一些德国读者的来函，但这些我不认识；也许也不该负责的人（心理上的责任除外），所宣称的罪恶感实在不能满足我。我所期盼甚至梦想着（用德文）重逢的人，是在那里迫害我们、从不直视我们双眼一下（似乎我们没有眼睛）的人。不是要复仇，我不是基督山伯爵。只是要重建平等关系，说声：“怎么样？”如果这米勒就是我的米勒，他并非完美对手，因为在某一程度上，他会显示一点怜悯，或只是粗略的职业上同情心。或是更少：只是不满那既是同事又是工具（也是个化学家）的奇怪混合体，没礼貌，没半点正常实验室的规矩。但他周围的其他人连这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不是个完美的对手，但我们都知道，完美属于传说，不是我们这些活人的。
我和W公司的代表联络上。我还和他蛮熟的，托他暗中打听这米勒博士。他年纪多大？长得什么样子？战时在哪儿？很快回复就来了，年纪和外貌都吻合。这人先是在施格堡接受橡胶技术训练，然后在奥斯维辛附近的橡胶厂工作。我拿到他的地址，以私人之间的关系写了一封信，并寄了一本我的书《如果这就是人类》，德文版的。信中问他是否真是奥斯维辛的米勒博士，是否记得“实验室中的那三个人”。希望他能原谅我无礼的闯入，从太虚的返回。但我不但是那位为干不了的漆烦恼的客户，也是那三人之一。
我开始等待回音。在公事上，就像缓慢的钟摆，来往着有关德国钒优于意大利钒的官样化学文章。请速以空运寄达五十公斤规格的产物，并扣除费用。在技术事务上，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瑕疵货的出路还没决定，是要打折收下？还是退货？还是寻求仲裁？同时，我们照惯例互相用官司恐吓对方，“gerichtlich vorzugehen”（庭上见）。
“私人”的回答还是没来，就像公司方面的争执让我恼怒、不安。我对此人了解多少？一无所知——很可能他早已把那一切有意无意地忘却了。我的信和书对他是一种讨厌的侵犯，无端搅起好不荣誉平静的一摊水。对正人君子的攻击。他绝不会回信的。可惜，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德国人，但真有完美的德国人？或完美的犹太人？他们都是抽象的，从普通到特殊的路上，总会有些惊奇的怪事，审问者没声没息地出现，然后突然变成同路人、同伙，奇奇怪怪无道理的事都可能发生。到现在几乎两个月了，回信还不来。算了吧。
1967年3月2日，信终于到了，写在漂亮哥特体笺头的纸上。是封简短客套的试探信。是的，他就是橡胶厂的米勒。他读了我的书，感慨地认出一些人和地。他很高兴我活了过来，他问及实验室的另两人。到此为止都没啥奇特的，因我书上提到了他们。但他也问了书上没提到的戈德鲍姆。他又说，他重读了当时的笔记，愿意将来和我碰面谈谈，“对你我都有益，对克服那可怕的过去是必须的”（“im Sinne der Bewältigung der so furchtbaren Vergangenheit”）。最后，他还说在奥斯维辛他所遇到的囚犯中，对我印象最深。但这可能是奉承，从信的语气，尤其是“克服”那句话，似乎这人有求于我。
现在变成我是否要回信了，我感到为难。你看，我已成功地诱捕到我的对手，他就在面前，几乎是个同行，用和我类似的信纸，他还记得戈德鲍姆。虽然他还是蛮模糊的，但显然他有求于我，像赦免之类的，因他有个需克服的过去而我则没有。我只要他在瑕疵货上打个折扣。情况有点意思，但不太寻常，有点像被拉到法官面前的无赖汉。
首先，我要用哪国文字回答呢？当然不能用德文，我会犯可笑的错误，那是绝不能发生的。要在我的地盘打，我以意大利文回信。实验室另外两人已死，我并不知道在哪里，怎么死的。戈德鲍姆在最后撤退行军时，死于饥寒。至于我，他已从我的书和有关的通信知道大概了。
我有好多东西要问：太多了，太沉重了。为什么会有奥斯维辛？为什么有潘维兹博士？为什么把小孩送进煤气室？但我觉得还不是时候，不能超出某些限度，我只问他是否接受我书中明的或暗的裁判？是否觉得法本化学工业公司主动使用集中营奴工？在离集中营只有七公里的橡胶厂，他是否知道奥斯维辛每天吞没万条生命的特别设施？最后，既然他提到当时的笔记，是否可给我一份拷贝？
至于那“将来的碰面”，我没说什么，因为我有点怕。不必说什么害羞、谨慎、恶心那些委婉的言词。“怕”就是正确的字眼，我不觉得自己是基督山伯爵，但也不是什么圣者贺雷修斯。我不觉得自己能代表奥斯维辛的死者，也无法把米勒当屠夫代表。我知道自己，我没争辩的本领，对手让我分心，我更兴趣于他这个人而非这对手。我会认真倾听，冒相信他的危险。只有在归途上，我才会义愤填膺，加以裁判，但那已没用。所以，最好就只写信。
以公司为名，米勒来信通知已寄了五十公斤新货，W公司会友善的调停等等。几乎同时，我家里来了我所期待的信，但并非真的是我所期望的。那不是一封典范式的信。如果这故事是虚构的，我只能在此提出两种信：一封是卑微的、温暖的、基督徒式的信，是求赎的德国人写来的；另一封是傲慢、无礼、冰冷的信，是顽固的纳粹写来的。但这故事不是虚构的，实情总比虚构来得复杂，没那么干净利落。不止有一个层次。
信有八页厚，还有张吓我一跳的相片。就是那张脸，老了一些，照得不错。我几乎听到高高在上的他，发出那难忘的一句话：“你怎么看来那么不安？”
是篇笨拙的作文，矫饰的、打了折扣的诚恳，充满枝节及不着边际的赞美、冗长和啰唆。没法用句简单的话下判语。
他不加区分地把奥斯维辛归罪于人类的邪恶天性。他谴责在那里发展的那些事件，而在我书中人物找到安慰——“使暗夜凶器变钝”的阿拔图、罗伦佐。那句是我书中的，但他的引用让我感到不快和伪善。他谈他的故事，先是“跟随着初期希特勒政权的大众热情”，加入了国社党学生联盟，后来被合并到纳粹特勤队。他想法退出了，说“这也还办得到”。当战争来临，他被动员到防空部队，直到那时看到被毁的城市，才感到战争的“可耻与义愤”。1944年5月，他化学家的身份被认可（就像我），而分发到法本化学工业公司位于施格堡的工厂。奥斯维辛附近的工厂就是这同型工厂的放大。在施格堡，他训练了批乌克兰女孩做实验室工作。事实上，我在奥斯维辛看过那些女孩，那时还搞不懂女孩们为什么和他那么亲近。1944年11月，这个人才和那些女孩一起调到奥斯维辛。那时，奥斯维辛对他及他的朋友，没什么特别意义。到达时，他的技术主管简单地介绍了该地（应是浮士德工程师），警告他“橡胶厂的犹太人只能给最低贱的工作，不能容许任何怜悯”。
他在潘维兹博士手下工作，就是这个人让我经过那独特的“测试”，以确认我的化学能力。米勒讲得很清楚，他对他上司评价很低，并告诉我这人在1946年死于脑瘤。是米勒他自己负责建起橡胶实验室。他说一点也不知道那考试，是他亲手挑了我们三个专家，特别是我。似乎不大可能但也并非全无可能，我的存活因此受惠于他。他说那时他与我的关系几乎是平等的友谊，他会与我谈论科学问题，并同时思考何种“珍贵的人类价值，被其他一些凶残的人毁了”。我不但无法想起任何这种对话（我已说过，我对那时期的记忆奇佳），且以当时败坏、互疑及疲惫的环境，连想象这种对话都完全不可能。只能以事后的一厢情愿来解释。也许这是一个他告诉很多人的故事，但他并不知道世界上只有我不能相信。也许，出于诚意，他为自己炮制出一个说得通的过去。他不记得刮胡子和鞋子的事，但他记得其他类似而可信的小事。他听说我得了猩红热，关心过我的性命，尤其是当他听说俘虏要徒步撤退时。1945年1月26日，黑衫队调他到民兵队——正式队刷下来的老弱残兵——去抵挡苏联军队的前进。幸运地，技术主管命令他到后方去，救了他一命。
对于我的法本化学工业问题，他简短地答复。是的，他们用俘虏，但目的是保护。事实上，他提出（荒谬的）意见认为，整个八平方公里的橡胶厂，建起来的目的就是要“保护犹太人，挽救他们的性命”，而不得怜悯的指令是一种伪装。“Nihil de principe”（忘掉原则），不可指责法本化学工业，这人还是W公司——即前者后裔——的职员，你不可吐在自己盘子里。在奥斯维辛的短暂时刻，他“从未听说宰犹太人的事”。虽然离奇而气人，但并不例外：那时德国沉默的大多数，一般的对策是别问问题，什么都不知道。他显然也没向任何人要求解释，自己也不寻求了解。虽然在晴天，从工厂看尸体焚化炉的火焰非常清楚。
在战争结束之前，他被美国人俘虏，关在战俘营几天。讽刺的是，他说战俘营“设备简陋，毫无头绪”。就如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写这信时，他仍让我觉得他毫不知情。1945年6月末，他回家了。这大致是我所要求的笔记的内容。
在我的书中，他感觉我超越了犹太教而达到基督爱敌人的精神，是对人的信心的见证。最后，他坚持我们一定要在意大利或德国相见，只要我愿意，最好在地中海岸。两天后，从公司管道，W公司来信，其邮戳日期和那封私函是同一天，同样签名，显然不是碰巧。是封求和的信，他们承认错误，愿意接受任何提议。他们暗示好来好去；此事件弄清楚萘化钒的好处，以后都要加在所有树脂中。
怎么办？这米勒角色跳出来了，从他的茧蛹冒出来，轮廓清晰。既非无耻亦非英雄，除掉那些词藻和诚意或不诚意的谎言，剩下的是个典型的灰色人，盲人中的半盲人。他夸我不该得的荣誉，爱我的敌人。不，虽然他并非严格定义的敌人，我不觉得爱他，不想见他，但感觉一丝敬意，做半盲人还不容易。他并非懦夫、聋子或犬儒，他并不盲从，他只是想安顿过往但弄不合，试着合，就欺骗一点。你能从一个特勤队员要求什么？和我过去遇到的其他诚实德国人比较，他还算好的，他对纳粹的谴责虽然软弱闪烁，但他不找借口辩护。他想对话，有良心，挣扎想抚平。在他第一封信，他谈到“克服过去”（Bewältigung der Vergangenheit）。我后来发现这是个惯用语，今日德国的修辞，意指“从纳粹赎回”。但wält这字根，同时也出现在“压制”、“暴力”和“强奸”这些字眼，所以我也相信，翻译成“扭曲过去”和“对过去的暴行”也没离它的深层意义太远。但他求助于陈腔滥调，总比其他一些德国人的愚钝要强。他“克服”的努力是笨拙的，有点可笑、讨厌和可悲，却是正确的。毕竟他为我弄了双鞋子，不是吗？
那第一个空闲的周末，我尽量试着写封诚恳、公正而自重的回信。我打了个草稿，谢谢他收我进实验室。我宣称原谅我的敌人，甚至爱他们，但只有当他们表现忏悔之心，也即当他们不再为敌之时。反之，敌人仍然为敌，仍然存心打击，那一定不能原谅。我们可以试着拯救他，可以（一定要）和他讨论，但我们的责任是判断他，不是原谅他。至于米勒所隐隐企求的判决，我技巧地提到两位德国同事比他更英勇的行为。我承认我们都非生而勇敢。在一个世界上充满像他那样诚实而不防御的人，可以令人忍受，但这不是真的世界。在真正世界里，存在着手执武器的人，他们建造奥斯维辛，而那些诚实而不防御的人为他们铺路。所以每一个德国人，每一个人都必须思考奥斯维辛的事。自奥斯维辛以后，不防御是不行的。至于地中海岸，我一字也没提。
当晚，米勒从德国打电话过来。线路状况不太好，这时我的德文也不大好了，不易听懂，他的声音吃力沙哑，语调紧张而激动。他说在六周后的逾越节，他将来意大利，我们可以碰面吗？冷不防，我说好的。我要他把到达的细节预先通知我，并把那多余的草稿丢开。
八天以后，我接到米勒太太的通知，米勒博士遽然去世，享年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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