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商伟凡先生写过一篇《戴笠生前军衔之谜》一文，此文是在其后的跟帖（旧帖）。
商先生一文，对戴笠死后被追任中将之事提出疑问，因为早在戴笠生前，就已经有佩戴中将军衔的照片了。如下图：
图1 摔死后才被追授中将的戴笠生前佩戴中将军衔的照片
被视为正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出现这种现象，着实令人费解。
实际上，费解的事还多呢。象戴笠这种早已戴上中将军衔后又授予中将甚至少将的，在国军中大有人在。较为突出的如国军五大主力中的第18军军长胡琏、新1军军长孙立人、新6军军长廖耀湘，便都是在任军长后较长时间才晋升少将军衔的。那也就是说，在他们升任军长的时候，其军衔都还只是上校甚至中校。这不论是从国际惯例上，还是从国军当时的实际情况上，都是讲不通的。
抗战初期，国军中的阶级，按惯例，旅长一般是少将，少数是中将，师长多数是中将，军长则全部是中将。抗战开始后不久，逐渐撤销旅一级编制，师长有少将也有中将，军长则仍然全部都是中将。第18军、新1军、新6军是美械装备的国军王牌，佩中将军衔是理所当然的。可按《国民政府公报》所载，胡琏是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而其任第18军军长则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8月。孙立人是1945年3月8日晋升少将，其任新1军军长也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5月。廖耀湘是1948年9月22日晋升少将，此时的廖耀湘，早已在一年前的1947年9月便是辖有两个军六个师的第9兵团司令官了。
图2 抗战胜利前才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孙立人早就挂上了中将军衔
我们无法想象，难道他们曾经是上校军长、上校兵团司令官吗？肯定不会。那难道是《国民政府公报》弄错了？也不会。
那又是怎么回事儿？
我猜是这么回事儿，1934年，国府整军建军中，开始依照日本军队的人事制度，将原属于军政部的军衡司独立出来改为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的铨叙厅，制定陆军人事整顿及升迁办法。这其中有一项改革便是将任职与任官分立。任职，指的就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任官，则是中将少将这个军衔。也就是说，职务的晋升与军衔的晋升走的是两股道。按说这是一个进步，是能够真正体现军衔意义的进步，但因为没有考虑到使用象今天我军这样的基准军衔的办法，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来。
按照此一任官条例，军衔的晋升受“停年”的严格限制。所谓“停年”，就是某一军衔必须停留的年数，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按规定，各级停年为：少尉升中尉1年半，中尉升上尉2年，上尉升少校4年，少校升中校3年，中校升上校3年，上校升少将4年，少将升中将3年，中将升上将用选升。照此算起来，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将最快也要17年半的时间。这一下子矛盾来了，由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带兵官职务的晋升却没有停年的限制，一年连升三级的都有。如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宗南、李仙洲、李延年、黄杰、陈铁、桂永清、关麟征、霍揆彰、宋希濂、夏楚中、王敬久、孙元良、李默庵、王仲廉等，都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便已担任军长职务，而此时他们从军的历史都还不满14年。在今天的我军中，这就不是个问题。打个比方吧，譬如我军一个中尉连长破格提拔为营长了，那么他就可以越过上尉直接晋升为少校，这便是基准军衔的作用。但在抗战时的国军中，因为没有基准军衔这个制度，于是矛盾便出现了。因为任职与任官走的是两股道，军长是可以当，军衔却得慢慢走。这种任职与任官只考虑了分立而没考虑结合，造成了“官”的晋升远远的滞后于“职”的晋升的怪现象。
图3 抗战结束时才授予少将的胡琏之前挂中将军衔的照片
因为“官”滞后于“职”太多，给指挥带来的不便，是勿庸置疑的。要是真的按照停年一步步来，那就极有可能象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中出现的“中尉营长”、“上尉旅长”、“中校师长”等怪事一样，得让孙立人、廖耀湘等戴着上校甚至中校的军衔去指挥新1军、新6军与英军并肩作战了,这就有点开国际玩笑了。好在国人比俄国佬是要灵活许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到抗战开始后不久，各级部队单位不经铨叙厅承认，便私自晋升军衔，甚至私自戴上自认为应该戴的军衔。当上团长了就授予上校，当上军长了就授予中将。或者我当了团长我就戴上上校，我当上军长我就戴上中将的，不管你授予不授予。实际上这就等于又回到老的轨道上来，即军衔的授予仍然根据军中常例，根据某一职务大致习惯对应的军衔来任命，而不是依照军衔条例给予铨叙，从而成为一种非法的事实。
图4 1948年才授予少将的廖耀湘抗战时挂中将军衔的照片
请上眼，上图中的廖耀湘所着的军服是典型的抗战胜利之前的军服，领章上的中将军衔赫然可见，从照片上的内容来看，这应该是其在远征军时的照片，而这时，距他被铨叙少将至少还有三年以上的时间呢。也就是说，在他的少将还没有得到铨叙的时候，他早就佩戴上了比铨叙高两阶的中将军衔了。
实际上，在当年，不按铨叙厅的章程佩戴军衔的大有人在。从铨叙厅曾反复下文要求任何部队单位不得私授军衔，并采取将级领章（肩章）编号和定制的方法加以限制的情况看，亦可以反证出这一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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