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高晓松策划了一场叫“相信未来”的义演,并且在微博上发出了一份倡议书:
倡议音乐人参与免费义演,为接下来的复工复产、重新迎接未来生活加油鼓劲。
这份倡议书提出义演摒除一切商业元素,不要音乐版权,不接受冠名也不插播广告、不需要会员权限、不设任何藩篱”。同时,义演的内容也开放给所有视频播放资质并且承诺无商业条款的平台同步播出。
这份倡议书发出后,在一片支持欢呼的喝彩中,也出现了一些不那么“和谐”的质疑。
为什么免费公益演出会遭到质疑?
博主@李孟轲- 最早在自己的微博发布了一条视频《致高晓松:关于不要参与不要观看不要搭理<相信未来>在线义演的倡议》
在这条视频里,他表达了自己对这件事的反对和质疑,他认为:
现在已经过了线上义演的时候,没有必要再输出低质量的卧室演出内容;
要做的应该是想办法输出能让观众接受的高质量付费内容,帮助处境艰难的音乐人、公司和线下演出场地渡过难关;
平台公司也不应该以“公益”的名义免费让音乐人输出内容,同时他也对高晓松的音乐产业策划能力提出了质疑。
我不讨论现在是不是已经过了线上义演的时间,也不知道这场义演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更不清楚高晓松的策划能力这些问题。所以就单纯来聊聊这件本来非常公益的事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质疑的声音。
这场义演除了作为策划人的高晓松,背后还有大量的平台力量支持。在义演倡议的海报上:新浪微博,大麦网、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等平台的logo都有出现。
表面上看,这些平台联合起来,为将要复产复工以及在疫情中饱受伤害的人们提供一场公益演出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它背后实际牵扯到了诸多的平台利益。
即便这些平台承诺不会单独为本次义演招商投放广告,但艺人演出给平台带来的流量、关注和活跃度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获取,而让人不适的就在于:这种资源获取是免费的。
当平台发出倡议,要音乐人站出来免费演出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似乎是一面享受了策划组织一场公益活动带来的荣誉和流量,一面将压力转移到了音乐人身上。
而那些平时就不富裕,疫情期间生存处境更是岌岌可危的音乐人、公司、和线下演出场地,他们此时此刻真的还有心情去拯救别人吗?恐怕他们自己也是亟需被拯救的对象。
举一个不太恰当但通俗的例子,现在这个倡议就像是:我在街上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流浪汉,我觉得应该给他一个馒头吃,但我又不想自己掏钱给他买,于是我去找馒头摊的老板,跟他说现在这个流浪汉非常需要食物,本着公益的情怀,我呼吁您站出来,免费给他提供一个馒头,并且我明天还要跟朋友说我昨天做公益了。
当然艺人和平台之间的关系并不像馒头摊和路人这样基本毫无干系,他们是相互依赖生存的,平台的壮大也会反哺艺人的发展,所以他们之间更像是馒头摊和大型馒头经销商之间那种更为微妙的关系。
不过从截止到目前参加义演的艺人名单看,参加这场演出的大部分艺人,都不属于上文中我们提到的处于岌岌可危状态的艺人,这更像是本身就方圆十里都鼎鼎大名的老字号馒头摊和经销商之间的关系了。在我们看到这场演出最终的呈现形式之前,也许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
从 One World :TogetherAt Home到相信未来?
如果我们把时间倒回到4月19日那场号称“当代Live Aid”的线上演出: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也许能够更清晰地看到“相信未来诞生的过程。
早在4月19日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这场线上演出开始前一周的时间,国内的媒体就纷纷拿出85年被封神的Live Aid演出来类比。
如果你不知道Live Aid,那么不妨把时间再倒推一年,回到19年上映的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的片尾,皇后乐队参加的那场大型公益演出,正是当年的Live Aid。
(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剧照)这是1985年7月13日举行的一场名为“拯救生命”的大型摇滚乐演唱会,旨在为发生在埃塞俄比亚的饥荒筹集资金。这场演出云集了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蒂娜·特纳、艾尔顿·约翰、皇后乐队、U2、麦当娜·西科尼、米克·贾格尔、尼尔·杨、大卫·鲍伊……等100多位大牌,演出时长16个小时,并通过全球通信卫星网络向140多个国家播出了实况,估计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筹集善款8000万美元。
作为一场跨区域的演唱会,Live Aid先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开幕,两小时后,美国费城约翰·肯尼迪体育场的音乐会也宣布开始。不可思议的巨星阵容和史无前例的观看互动场面造就了Live Aid 难以撼动的历史地位,这是很多摇滚乐迷心目中绝对的演出盛景。
但Live Aid能被载入史册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音乐打破国界,共同为拯救贫穷、拯救生命所作出的努力。
35年后的今天,当这场弥漫全球的疫情再次把世界拖到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上。在海外疫情仍然凶猛的当下,这场: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之所以会让人想到35年前的Live Aid,其原因就在这里。
在One World :TogetherAt Home结束的当天晚上,歌手老狼受到启发,召集朋友圈里的音乐人每人15秒来了一场中国版的Together At Home,这场接力中,你能看到老狼、张亚东、梁龙、张玮玮、陈辉、李延亮、马条……甚至是南京李先生的身影。
当然,这些朋友圈小视频合集的质量也差强人意,看上去更像是自娱自乐。不过就在这之后的两天,“相信未来”义演的倡议出现了。
也许从这个时间轴上去梳理“相信未来”义演的诞生,我们就能看到它和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和三十五年前的Live Aid,甚至是更加久远的那些事件中横贯的一条精神纽带。
作为一场摇滚音乐会,35年前的Live Aid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人们一直以来对音乐,特别是摇滚乐的一种期许,希望它以一种自由的姿态,反叛的态度去够帮助人类改变世界。很显然,不管是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还是“相信未来”都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传递这种精神。
但是,音乐真的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吗?
音乐真的可以拯救世界吗?
35年前的Live Aid演唱会,真的拯救了饥饿吗?
今天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没有。
通过义演筹集到8000万美元的善款非常伟大,但是对于顽疾在身的非洲饥饿问题来讲不过是杯水车薪,其实大家都明白,不去从社会和国际各种根本原因上去解决,饥饿问题永远是个无底洞。
Live Aid在85年贡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盛宴,实现了人类对摇滚乐的精神希冀,但它并不能真的拯救饥饿。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亦不能对抗病毒。
任何一场音乐会都无法超越现实,消灭饥饿,打败病毒,甚至都不能改变一点点你生活的轨迹,对于更多人来讲,音乐演出不过是一场短暂的逃逸。尤其是在音乐产业日趋成熟,音乐早已经成为一种消费商品的今天,音乐付费更像是在选择与我们灵魂契合的商品,这是当下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处境。
从美国60年代嬉皮士掀起的爱之夏运动中与之相伴相生的迷幻摇滚乐,到鲍勃·迪伦那些表达政治诉求的民谣摇滚,在摇滚乐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有一条线索是指向人类精神的乌托邦的,这条线索要求艺术成为表达观点,展现立场的同盟者,简单说,摇滚应该有“用”,并且是超越商业价值之外更深刻的大“用”。
(鲍勃·迪伦)
但一次次实践的答案似乎总在风中摇摆不定,它的确曾传递给我们力量,但也曾一次次幻灭,我们并不确定它是否足以改变什么,又或者是不是我们本就不该把那些宏大的价值与它绑定在一起?
“相信未来”这个名字不来自于某位消失的歌手,它来自诗人食指在1968年写下的诗歌《相信未来》,食指在这首诗中写道: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
但就是写下这首浪漫而坚定诗歌的诗人,他后来疯了;而另一个曾用这个名字作为演唱会主题的歌手,他在去年春天消失了。在这个快节奏消费化的网络时代,我们真的还有力量去承接这样的浪漫吗?
假如我们从这场音乐力量的狂欢中抬起头来,就会看到它正一面背负着我们人类沉重的期许与感动踽踽独行,一面在商业大潮中跌跌撞撞,艰难的在颠簸中寻找一丝平衡。
而在这场势必众星云集,感动中国的公益演出之外,我更想看到的,其实是那些还在苦苦挣扎的音乐人和线下场地能挺过难关,好好活下去,就像天下的每一个普通人一样。
我们不能停止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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