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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一段子，说现在的人仅关心三件事：金钱、寿命和面子。对于面子，香港富豪李嘉诚曾经说过，当一个人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了；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成功了；当你可以用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是个人物了；当你还停留在那里喝酒吹牛，啥也不懂还装懂，只爱所谓的面子的时候，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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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旧照片很流行，特别是清代甚至民国年间的旧照片。其中有个现象值得爱好摄影的注意，欣赏旧照片的人有几个还在乎当时的风景风光？今天的大多数欣赏者津津乐道的是过去人的衣着、习俗，包括那些裹小脚的女人，抽水烟的女人，穿官服、跑街、抬轿子做农活、拉船的感兴趣。那些照片以现在的眼光看，摄影技巧并不是很好，但是人们喜欢，是时光让这些普通的照片变得很有意义，因为历史翻页了，那时的场景不在了。
摄影是现在的人送给未来的人的礼物。几十年几百年后的人看现在的照片，谁会在乎你当年的技艺、技巧水平有多高，是用的莱卡相机还是佳能全画幅相机，也许你是用普通的手机。关键是你知道什么镜像是未来人最想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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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家看来，艺术家都不是普通人；
在普通人的眼里，艺术家不是正常人；
艺术，只有平庸和出色两种；
凡是把人品和道德挂在嘴边的艺术家，他最缺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骗子从来都是用最真诚的语言做最坏的事情。
怎么去评论一个艺术家的好坏呢，当下的人会说，某艺术家的作品巳经卖了多少钱，进了什么博物馆，名气动京城。这只是一种最不靠谱的价值判断，也许是时代的误判。历史的最终判决至少需要一百年以上。今天靠艺术吃饭的人，需要有此清醒的认识。
艺术家们面临的窘境是太把自己当艺术家了。而现实却是，今天的艺术居然是谁有钱谁说了算。即便是穷人玩艺术，他必须比身边的穷人多一点钱、多一点闲和审美。
艺术的信徒越来越少；艺术的投机分子越来越多；艺术的“叶公好龙”者和附庸风雅者也比比皆是。
我欣赏白焦对艺术的一些观点：凡为艺，一矜持便是过。就像穿新衣服，处处别扭。为人贵真，作家亦贵真。真者不做作，做作便不真，愈做作愈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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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写了一首诗：
“我走的时候/川南的烟雨朦胧/汽车的雨刮片/划不出一个圆。
我走的时候/岷江的水巳经丰盈/打渔人的一枝竹篙/撑不开浓浓的乡愁。
我走的时候/绿心公园早巳苏醒/月色隐去星星闪烁/百花深处可否有熟悉的身影。”
诗为心声，懂得的有几人。正如一个孩童坐在街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一个恶时代有什么特征呢，对善不起舞对恶不捶胸，就是说在爱和恶行面前没有反应。
有些人是天生的反对者，这无关他生活在何处，身处何种环境之下。人类社会本身的不完美，需要这样的人站出来，提醒我们这种不完美的存在。同理，这个社会对反对者的宽容尺度，也就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尺度。
去了台湾的作家台静农面对两岸隔绝，政治高压，他仍然在自己的书中说：郭沫若的《女神》是最早最杰出的一部新诗集。这不仅仅是勇气，这格局我们没人达到。
山水大境，须有跌坐云头，俯瞰山河、胸装万壑、指点江山的大气度，又须有野人怀土，小草恋山的诗家情怀。这也是我们始终出不了真正的大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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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喜欢读前人的笔记，从《洛阳伽蓝记》到《阅微草堂笔记》，皆有所悟。
《侯鲭录》是宋代流传至今的文言轶事，里面提到苏东坡关于文学、书法的一段议论：
“二郎侄，得书平安，并议论可喜，书字亦进，文字亦若无难处。有一事与汝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
古代的绘画理论有一句话叫“脱出尘表”。初读很玄，绘画作品与社会品味拉开很远的距离。其实，传统的中国画是最接地气，最人性化的。她有两大功能，修身养心和知世悟道之功。常听人说，看不懂中国绘画。这说明国画艺术和观众之间有一道门槛，读者必须要先改造自己，而不是去改造中国画。要把自己提升到有文化、有境界感的、有操守的人才能进入中国画。真正的中国画对画家也是有严格要求的，所谓人、文双修。
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画到最高境界，也同诗一样，背后要有一个人。
台湾作家荆棘问白先勇，如今投稿难，出版的书也没人去看，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白先勇回答道：为了永恒。我们都会消失，只有我们留下的创作，只有这些文字才是永恒的。
那么就写吧，不管有没有园地可发表，不管有没有读者要看。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我常常对自己说，我写故我在。
努力做一个真实的人，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别人。阳光下灿烂，风雨中奔跑，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
不管多大的事情，想开了就是净土，想不开就是地狱，忧郁了就是人间。
如果方向错了，停下来就是前进。有朋友在山中溪边租了两间房，让我写几个字送他，脑子里涌出网上得来的文字：拥几册书，有些余粮，青山不远，秋风欲狂，人间破事，去他个娘。
古人对此体验深，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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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如万花筒，江湖、庙堂多出奇葩。特别是江湖中常听人说起隐士、隐者，初闻切切，待见过并深入了解，方知是一种炒作。所谓大隐隐于市，你注意观察这些个隐士，越隐越显，越拒绝繁华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这其实是这类人的生存策略，扬名立万的策略。
这类戏法，在我们这里有两三千年的传统。比如姜子牙，明明知道直钩钓不到鱼，偏偏要在人来人往的国道边甩直钩子半空中钓鱼，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企图。可以这样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历史传统就有多长。所以我们要长期推崇隐士文化，这是一种扬名的舞台文化。
心中没有敬畏只有功利的人，决写不出好东西。这种敬畏是自己赋予自己的。鲁迅说，敢于扶叛徒的尸体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文化人的媚态是从小耳濡目染炼成的，属于根子上的毛病，加上一代一代传承，不光是向权贵、向大众抛媚眼。文化人之间互媚更令人恶心。你说我好，我说你更好，简直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有人说我们只有读书人，从来没有过知识分子。北宋黄庭坚有句联语我很喜欢：
诗罢春风荣草木，书成快剑斩蛟龙。
读书人都有个致命的硬伤，容易“我控诉”，难以去做“我忏悔”。当我们回顾一段历史悲剧时，往往把责任推卸出来，从来不会去反思，在那一场悲剧中，作为我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1957，比如1966至1976十年，这丑陋的伤疤，每一个走过路过的人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愤恨，几乎所有的人都将其归罪于他人。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群体本身拥有惊人的破坏力，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长期存在的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以及这个民族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很难相信，仅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就能掀起如此大的恶浪。这是典型的“选择性失明”。
这是我们至今没有反思明白的问题！
人们津津乐道他人的罪恶，而不习惯正视自己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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