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众多世界杯战报中,有个不起眼的新闻却振奋人心,引得各大媒体争相报道:38年禁令终解除,伊朗女性球迷获准进场看世界杯!
伊朗女性的社会地位到底有多低,也许我们可以跟着玛赞从1979年说起。
面纱
1979年,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后来被称作“伊斯兰革命”。接着,1980年到来了,这一年在学校戴面纱成了必须要做的事。男孩儿和女孩儿一起学习的双语学校被统统关闭,女孩子们被迫戴着面纱和朋友们分开。
玛赞成长在一个富裕、开明的家庭,这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即使在战争年代,她的家庭依然能为她提供安全的成长环境、优秀的教育保障。
开明的父母有着进步的思想,玛赞的爸爸妈妈从不因为她还只是个12岁的孩子而在家避谈政治。
每当玛赞心存疑惑,他们还会毫无保留地向玛赞解释局势。
玛赞的爸爸妈妈参加反对国王的抗议活动,但他们拒绝玛赞一起参加示威游行,即使他们年幼的女儿展现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一场革命要取得成功,全体人民必须都支持它。”
但父母的反对并没有另小玛赞退却,她鼓励家里的女仆一起上街游行,抗议不平等的阶级固化。但结果是被民主先锋的妈妈赏一巴掌,因为她们选择示威的那一天竟是臭名昭著的“黑色星期五”,附近某个地方有许多人被杀。
国王的统治被推翻后,伊朗迎来了短暂的“自由”,政治犯纷纷出狱成了英雄,罪恶政权的爪牙被鞭挞唾弃,包括他们的家人。孩子们因家里有人蹲过监狱而自豪。但好景不长,玛赞家的“英雄”接连遭到暗杀或秘密逮捕,直到,两伊战争爆发!
安息日
事态一天比一天恶化,原教旨主义的盛行使得伊朗的开放进步又倒退了十年。两伊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得住在德黑兰的人们不得不频繁地往返在防空洞和正常工作生活之间,超市里空空如也,女孩子们在学校每天两次列队哀悼烈士,重拍自己的心脏。
随着战争的胶着,越来越多的贫苦地区的男孩子(12-14岁)收到镀金的塑料钥匙,这意味着他们如果战死沙场,就可以去天堂,有数不清的食物、珠宝、女人,就是这个拙劣的谎言,让穷人的孩子挂着这种钥匙,在地雷阵上被炸上了天。
1982年,和两伊战争相比,内战对伊朗的威胁更大。玛赞是个进步、现代,思维新潮的姑娘,这对她来说,当时的伊朗已十分不安全。幸运的是,玛赞的爸爸妈妈并不认为这是玛赞的错,他们鼓励自己的女儿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于是在玛赞14岁的时候,爸爸妈妈送她去了奥地利继续完成中学学业,当她从玻璃窗看向送行的爸爸妈妈最后一眼时,发现妈妈因不舍晕倒了。她明白,她要独立生活在一个语言不通的陌生环境,一切都要靠自己。
流落奥地利
在奥地利的求学时光不算美好,但却是玛赞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她逃避伊朗的战争新闻,为了融入朋友一起吸大麻烟。体验爱情、遭遇背叛、被栽赃偷盗、流落街头……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那个14岁正义凛然的少女所能想象。
玛赞不顾医生的劝告,在回故乡前的5天不停地吸烟,一段内心剖白在烟雾缭绕中扣人心扉:
我想,我宁可把自己置于严重的危险中,也不愿面对我的耻辱。我为自己的不长进而耻辱,为没有让父母在为我做了那么多牺牲之后能够为我自豪而耻辱。我为自己变成了一个平庸的虚无主义者而耻辱。
玛赞重新戴上面纱,向自己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挥手告别。
回家
回家后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伊朗虽然结束了战火,但“姐妹”们的社会地位并未提高多少。女性外出依然有严格的面纱规范、不能化妆、不能与年轻男子同行,除非可以拿出结婚证书。
一点点发型的反叛也只能兜在头巾内自我欣赏。大多数女子婚后没有工作的权利,需要在家养育子女,没有离婚的权利,除非结婚时丈夫认可妻子可以离开,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在家甚至没有与客人说话的权利。
这样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在玛赞决定离婚后,决定再次出国。这次离别是她自己选择的,玛赞妈妈的一席话把故事的结尾推向高潮:
“这次,你就一去不回了。你是个自由的女人,如今的伊朗不适合你。我不许你再回来了!”
“好的,妈妈……”
少女玛赞的故事结束在1994年,24年间的伊朗女性的社会地位到底有多少变化,对我们这些围观群众来说还是神秘的。
从“伊朗女球迷,世界杯观众席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疯狂的伊朗女球迷,为看球甘愿坐牢”等等“外行人”报道中,好像也没能改善多少。
只能说,任重而道远,希望越来越好吧!
读书:《我在伊朗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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