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日记】三十二 后记

由于1963年之后，国家进入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历史时期，空军在东南沿海的战事已经不多了，所以【战地日记】也结束了。但是日记里的每个人还将继续走完自己的人生：

-----聂凤智司令员。聂司令员于1962年3月调回南京，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1967年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军队展开，当时规定，军以下不开展“四大”，兵团以上开展“四大”。南京军区空军也没有幸免，中央文革小组派出工作小组进驻南京军区空军。聂司令员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除了作战，其余权限均被限制，但是聂司令员仍然组织部队打下了U-2飞机。1967年9月，聂司令员被秘密送到空军广西鹿寨农场监督劳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干预下，聂凤智于1972年5月回到南京，并且被保护在南京军区大院。1975年4月叶剑英找其谈话后，于5月粟裕宣布其恢复工作，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77年4月聂凤智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1982年10月，聂凤智司令员主动退居二线。1992年4月3日19:45，聂司令员病逝于南京。

聂凤智夫人何鸣，重庆涪陵人，1938年投奔延安，加入抗大，后与聂凤智结婚。何鸣曾经担任南京军区空军子弟小学，小营小学校长；福州空军子弟小学，茶园山小学校长；福州空军司令部门诊部主任，南京空军司令部门诊部主任。何鸣同志于2010年5月25日5:40，病逝于南京。

-----李世安政治委员。1959年9月，李世安到福州空军担任政委。1967年，文革当中李世安政委被冲击，无法正常工作。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结束批斗。1973年恢复工作，担任中国民航总局政委。1996年1月3日在北京逝世。

-----陈华堂司令员。1962年3月，陈华堂担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1966年3月调任国务院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并兼国防工办军管小组副组长；1972年任三机部部长，并于1970年6月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83年11月5日在北京逝世。

-----谢斌司令员。1966年2月担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1967福州军区空军在李世安政委被冲击的情况下，谢斌司令员也无法摆脱厄运，1968年至1969年期间，谢斌司令员被隔离审查，1970年至1971年被送到南昌320厂监督劳动。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谢斌司令员恢复工作，并于1974年5月担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2010年7月12日于南京逝世（大军区副职）。

-----袁彬副司令员。袁彬副司令员是老红军，在延安时被组织上派到新疆盛世才部学习飞行，是我军空军最早的一批奠基人。1966年文革开始后，袁彬副司令员首先蒙难，被诬陷为叛徒，受到隔离审查，后送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恢复工作，重新担任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79年10月调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2005年1月26日在南京逝世。

-----我的老领导，原29军参谋长梁灵光同志，文革一开始就与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同志一起遭到造反派的批斗，经历了许多磨难。1977年，文革结束，梁副省长调入北京，担任国务院轻工业部部长。1980年，中央调习仲勋，杨尚昆回北京工作。派任仲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和广东省省长。2006年2月25日7:50，在广州逝世。

-----我们卫生厅左英厅长的爱人是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文革初期，在北京非法审查期间抗争无果，含冤而死。左英厅长后来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离开福州，调到上海工作，并且在九大会议期间，毛主席亲自接见她，也算是对她爱人，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的平反。左英厅长后来担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2011年8月16日在上海逝世。

-----福州军区司令部情报部陈坚副部长，这位从菲律宾回来的华侨，我军负责对外，尤其是对东南亚方向的情报专家。1967年，文革运动波及到福州军区。陈坚副部长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含冤而死。他的死，也带走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尤其是台湾方面的一些情报不得不中断。

-----母亲随大哥撤离大陆去了台湾，一直居住在新竹，1975年，母亲心力交瘁，思乡心切，无奈有家不能回，不幸病逝于台湾，并且安葬在台湾清华大学东侧的青草湖畔，墓碑朝向西北，向着自己的故乡—上海。1985年，大哥把母亲的骨灰带到美国，重新安葬于洛杉矶的玫瑰园墓地。

记得1945年9月20日是中秋节，也是我的生日。抗战刚胜利，我所在的新四军部队刚好进驻我的老家，江苏南通海门龚家宅。我们新四军比较穷，没钱过节。我自告奋勇，找了我们以前的亲戚朋友，向他们赊了一些过节的用品：例如像水缸那么大的年糕，草鱼，鸡鸭和猪肉，大米等。司令部的同事们开心的说：亏得小龚老家人的捐助，让我们过了这么丰富的节日。节后部队很快就开拔离开了我的老家，向淮阴地区集结。

后来我们老家的亲戚们托人到上海找到我母亲，希望我母亲偿还我赊账的钱。还是我大哥把所欠的钱款还清了。我大哥说：我们与新四军是友军，我小妹赊的账，就由我来付，算是我请新四军吃的饭吧。

大哥去台湾后，一直在空军供职，先在作战署任职，后调入战史与资料室；退役后随大儿子来到美国，定居于洛杉矶，1994年去世，与母亲共同安葬于洛杉矶玫瑰园墓地。

我三哥曾在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工作，1949年受华东野战军联络部委托，假扮国民党军官，混入上海虹桥机场，劝大哥率领所部起义。但是大哥有自己的信仰，还是去了台湾。三哥于1995年赴美国探亲，后因病去世，也与母亲和大哥一起安葬于洛杉矶玫瑰园。

-----我于1960年底转业在福建省卫生厅工作。1963年全国开展“五反运动”，卫生厅有一位山西籍的干部，叫赵X林，因为隐瞒账目，贪污公款，受到处分。由于我分管人事，所以由我负责处理。结果结下心怨。

1966年文革刚开始，这位赵姓干部写匿名信到省公安厅，诬陷我是台湾特务，家里藏有电台，常常与台湾联系。此事非同小可，尤其是我爱人在作战部门。于是省公安厅与福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保卫部三家联合组成工作组，对我和我爱人实施秘密监控，并对我和我爱人的所有社会关系进行外调。前后调查了大半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调查结果是我和我爱人社会关系清白，都是年纪很轻就参加革命，之后一直在部队工作，我转业后经历也非常简单。毫无当台湾特务的动机和条件。为此又回过头对这封匿名信进行调查，核对笔记后，才发现是这位赵姓干部伪造的。真相大白后不久，还来不及对这位干部处理，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展开了。

刚好在对我和我爱人进行秘密调查期间，正是我爱人升职命令下达时，只好被搁置。

1966年8月29日，我被借调到福建省政府红卫兵串联接待办公室工作。厦门8中的学生到福州煽动造反，很快全省的公（安）检（查）法（院）完全瘫痪了，赵X林写匿名信诬告之事也不了了之。

后来这位赵姓干部当了造反派的头头，于是他又开始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每天晚上下班后都要在卫生厅礼堂与左英等领导同志一起接受批斗。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我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我也不愿意再继续留在省卫生厅工作，于是调离了我原先非常热爱的工作岗位，后来又回到上海工作。

2008年，我赴美国探亲，在洛杉矶终于见到了我的大嫂。自从我13岁离开家，参加新四军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母亲和大哥一家。这次来美国，虽然我大哥已经去世，但是见到了大嫂，也觉得非常亲切。我记得离开家之前，还在上中学，除了母亲，都是大嫂在照顾我。

大嫂和她的孩子陪我到洛杉矶玫瑰墓园，见到了我亲爱的母亲，可是她早已长眠于地下。

看到母亲的墓碑，上面镌刻着母亲晚年的面容，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了出来。妈妈，你的不孝女儿来看你来了，我向母亲送上了一束白色的康乃馨花，并且向她老人家鞠了三个躬，我感觉到母亲在对我微笑，好像小时放学回家，她时常露出的笑容一般。

大嫂告诉我：母亲在世时常常念叨到我们这些生活在大陆的兄弟姊妹们。希望有生之年能回上海，采一朵门前的玉兰花，包一次馄饨给孩子们吃。她在台湾还给你们每个姊妹买了一个书包，说是今后回上海给你们…….

这时我想起来母亲在给我们生活在大陆的兄弟姊妹的来信中，抄了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著名诗歌【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每个人的命运都无法与历史的洪流相抗拒，适应是唯一的选择。

大哥与母亲选择了台湾，我与其他兄弟姊妹选择了大陆。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我们分道扬镳。但是到最后，我们又将不期而遇。

2008年，我去了厦门，住在黄厝附近的酒店，下午我站在酒店前方的那片相思树林边，眺望着远方的金门岛，我的心绪又一次被拉的很远，很远……

我想起了1949年10月26日那个傍晚，金门岛的枪炮声渐渐稀落，血色残阳。我们29军85师253团的战友们，团长徐博，政治处陈利华主任，我们29军通信科2号台的小张。他们都没有回来。我一直想着有一天解放金门岛，我一定要亲自上岛，为牺牲的253团战友们献上一束花。1958年炮击金门时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束花，养在花瓶里，可是没有实现愿望。看来我此生难以实现愿望了，不知来生能否登上金门岛，为我的战友们献花…….

我还想起了1953年11月21日，我们华东军区空军完成抗美援朝任务，离开安东四道沟，准备回南京。原计划我与空联司的几个女同事一起去空军烈士墓地，为我们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战友献花，但是临时被抽调去参加与朝鲜人民军空军的欢送茶话会，失去了最后看望战友一眼的机会。在回防的火车上，我在想，我一定会再回来看望你们，为你们献上一束白花。亲爱的战友，我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非常对不起你们。我希望其他人能代我为你们-----祖国最可爱的人，献上一束白色的鲜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