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封建论》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子厚的代表作，《封建论》这篇散文体政论，不论是从历史、政治还是文学的角度看，都有极大的欣赏和品鉴价值。其光辉穿越了苍茫的时空依旧熠熠夺目，指引后人对“周秦之变”的核心—分封、郡县之辩进行领悟。     光辉之一，在其史实本位，批判敢言。     从三代到商周，再绵延至秦、汉、唐，柳宗元以清晰的时间作脉络，为读者比较突出了郡县制代表的历史必然趋势及其优越性。全文并不偏袒注重某个朝代或某个人的个例，而是放眼更广阔的史实。首段在以一串设问激发思考并引出关键词后，作者便有力地提出了“封建，非圣人意也”的论断，没有神化历代贤主；后文中针对部分人由于片面尊崇殷周圣王而不敢“革其制”的论断，作者通过“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既说明在当时松散的诸侯分布下，殷商用分封更易笼络权力以达到统治的目的，其具有有效性，也以“不得已”表现了其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这体现了一定的唯物主义立场，也暗示在秦建立起幅员辽阔而强大的统一帝国后，郡县制所需的物质和权力条件才真正被提供。“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证明郡县取代分封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历史进步，引出末端对“用人唯贤”之必要的阐释，针对治国的制度选择问题提出了不容置疑的回答。“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观点鲜明，掷地有声。     光辉之二，在于视角全面，论证严谨。     为使郡县制的优势令人信服，作者显然对可能遇到的质疑作了充分的预设。对于秦朝设郡县却二代而亡的命运，作者先肯定了“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的郡县制实行下帝国的雄伟风貌，又客观地批判秦暴力统治、奴役百姓，终使不堪其负的人民揭竿而起。以“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作结，解释秦的灭亡是由于制度实行中未能充分顺应民心。既体现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又强调制度自身的合理性。     对比的使用也加强了论证。“厥后问鼎”“射王中肩”的典例表现了诸侯各自为大、觊觎强权，导致社会礼崩乐坏、战火不断的动荡社会图景，表明分封制的生命力在秦建立以前已经枯竭。秦空前辽阔的疆土如果分给若干诸侯掌理，发生叛变必然更加一发不可收拾。改革制度，既保证了秦不会重蹈周的覆辙，也为真正的封建国家的建立这一里程碑事件，添上浓厚的一笔。作者又拿汉朝郡国并行导致混乱作为反例，并指出“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说明控制官僚体系的冷酷强权比维持侯国的血缘纽带更为有力。在遵从时间线的纵向叙述下，作者也以汉为例展开横向比较，介绍郡县制下黄霸、汲黯颇有成效的治理，“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有力说明了只有行郡县，才能维护秩序。一周一汉，分别位于秦的前后，三个朝代波折起伏的社会发展生动地展现了郡县制的必然到来与必须施行。     光辉之三，在其紧连时代，针砭时弊。     中唐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演愈烈，藩镇掌握较大的财政、军事权力，对中央造成威胁，整个社会体现出强枝弱干、尾大不掉的复杂局面。同时，藩镇鼓吹周代的分封制，为自己造势。而在武则天短暂立“周”后，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对分封郡县的辩论，缺乏有力的舆论核心。柳宗元作为具有责任感的士大夫，以这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发出自己的声音，驳斥了重立分封的“倒退”，坚定维护郡县以及郡县所象征的中央集权，体现他对国家的关心。此外，永贞革新失败经历的打击以及对顺宗倚重宦官的不满也促使柳宗元发出“任人以能，用人唯贤”的呼求，这一理想显然在郡县制下更能实现。     简略的三点并不能说尽《封建制》的光彩。例如从文学上看，其语言考究，句式长短错落，读来有瀑布倾泻的恣意和山泉流淌的跃动。深刻的道理蕴在流畅的文笔中，值得再三品味。     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与其配套的监察制与选举制进一步将权力收归中央，维持了中华帝国上千年的稳定；统一体制给予经济的便利也让全国的农商手工业更好地发展；相比于侯国之间，郡县间的壁障缩小，也有利于文化的沟通与共进。读完柳宗元这篇气势磅礴却又细致紧密的《封建论》，想必更能体会郡县制对于古代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苏轼赞曰“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恰是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