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国内外研究的比较与分析
前两部分介绍了国内外近些年来有关品德心理的研究，以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下文将主要从研究方法和内容上来比较分析国内外研究的异同，通过汲取国内外研究的优势成果和创新思路，更好地促进品德心理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6.3.1研究方法
早期的道德发展研究采用较多的是描述和相关统计的方法，这些研究难以发现影响道德发展的原因；近期研究则更多运用实验操纵方法来探讨道德发展，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道德发展的内部机制。目前，已有不少国内外研究采用各种神经科学研究技术探究成人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的神经生理过程，如 对道德判断是由意图还是由行动手段主导进行的脑成像研究，关于内疚、同情等道德情绪的fMRI研究，伍海燕、傅根跃和臧燕红关于欺骗与诚实的ERP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增进了我们对道德发展的生物基础的理解。但这些结果更多局限于成人，是否可以同等程度地迁移到儿童，不同发展阶段的内部机制有什么样的差异，尚有待更多研究者的探索。
从样本范围来看，无论是国内研究还是国外研究，均涉及不同年龄层次的被试。然而，在其他一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研究则存在某些欠缺。例如，国外研究中的被试大多是在中产阶级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儿童；而国内大多数研究的取样区域仅仅局限于大中城市，较少关注农村。此外，国内外研究大都关注正常儿童，较少关注特殊儿童。国内少数几个研究探讨了孤独症和聋哑儿童与正常儿童之间道德发展存在的差异，但对这些在心理或生理上发展异常的儿童的道德发展的关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对特殊儿童的关注一方面可为特殊儿童的道德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另一方面，特殊儿童因某些能力的缺失而对道德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可为内部机制的探讨提供有益的启示。除了关注城市儿童和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农村学生的道德发展，扩大被试范围，探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教育背景的个体的品德心理特征，一些身心发展异常的儿童也值得关注。只有充分了解这些儿童的品德心理发展的特征和原因，才有益于教育。
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是发展教育领域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探讨发展过程中的促进和阻碍因素的最有效方式。然而，国内研究大都是横断研究，很少有纵向研究，人力、财力、物力的限制可能是这类研究很少见诸报告的一个重要原因。横断研究由于存在年龄和同辈效应的混淆，限制了研究的因果推论。相比之下，国外有更多的纵向追踪研究，这些研究能更好地探寻发展的轨迹。如有关良知早期发展的纵向研究发现，同情和内疚在3岁到4岁之间保持着非常高的稳定性。交叉滞后设计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因果推论。对100名儿童在其25个月、38个月和52个月前后三个不同时段测查了良知、道德自我、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发现了复杂的相互关系。由于国内研究大多是静态的横断研究，因此无法对年龄的变化进行直接测量，也无法探究个体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等问题。因此，今后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追踪研究，采用交叉滞后设计，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探究道德发展的名种关键期、转折点，甚至发掘影响道德发展的机制，从而为不同时期对儿童进行相应的道德教育提供实证依据。
量表的精确测量是探究品德发展状况及各变量相互关系的前提条件。国外已有不少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量表，涉及的问题有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性、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道德和非道德归因等。然而,国内自主编制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量表以及依据国外量表修订的本土化量表仍然相对稀少。少数研究专门探讨了道德判断和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的编制，但这些量表也仅仅局限于某个年龄阶段的某种品德心理行为。要想对不同行为、不同群体进行更有效的测量，仍需进一步检测既有问卷的信效度，以及开展更多具有针对性的量表编制研究。
另外，社会变迁也是当前研究探讨较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那些经历着巨大社会变化的国家中，人们的心理行为也往往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因此探究变化的具体特征及其原因，对比不同年代的群组差异就显得尤为必要。如对1990年和2005年的东德和西德儿童的道德决策和推理的对比,对1985年和2008年中国城市2一8年级儿童责任心的对比。这类研究均不同程度地为社会文化变化如何影响人类行为提供了宝贵的洞见。目前，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的流动，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和流动儿童。这些儿童都不同程度地面临一些社会不公和歧视。这种“处境不利”是否容易造成这些儿童品行不良，他们的品德发展是否异于城市儿童？在快速变化的城镇化过程中，不同亚文化背景的儿童有着怎样的发展特征？序列设计既能用于探讨不同年代的效应，又有助于探索年龄差异，对于回答上述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亟待国内研究者的探索。
实际上，品德心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维护和发展学生的品行，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只有将品德心理研究的成果广泛运用到道德教育实践中，才能充分实现研究的价值。干预研究能为我们更好地促进个体道德发展、预防品行发展障碍提供有益的指导。然而，目前的干预研究大多局限在道德行为方面，探讨移情、角色扮演、归因、榜样等因素在促进儿童亲社会行为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而关于如何提升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的干预研究很少。已有研究显示，众多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于道德发展过程，但这些因素如何具体转换成教育策略，并在实践中具体指导家长、老师提升儿童的道德水平，仍需干预研究的支持。因此，未来研究除了注重道德行为的干预之外，关于道德情绪、道德认知的干预研究也应该更为细致和深化，应从知情意三个方面发展出针对不同群体的干预策略。
6.3.2研究内容
第一，道德发展研究亟待进一步拓展。尽管科尔伯格对道德判断推理非常推崇，并将其作为衡量道德发展的首要指标，然而越来越多的不断累积的证据表明，道德判断并不能较好地预测道德行为，它甚至只能解释道德行为变化的10%。
一些新的研究热点自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现，这些研究不再囿于传统的道德判断、移情，出现了一些新的关注点。首先是道德情绪，研究者指出，对于道德情绪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同情和内疚这类情绪，可以更多地拓展到义愤、厌恶、感恩等情绪，这些情绪均不同程度地推动着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并在避免违规行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次，有研究者指出，个体的一些稳定的特征，如道德自我和道德人格，作为中介或调节变量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遗憾的是，上述研究内容并没有得到国内研究者的充分响应，相关研究仍更多集中在一些传统主题上。如道德认知主要集中在如何进行道德判断，较少涉及认知的其他方面；道德情绪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移情研究，有关敬畏、厌恶等情绪的发展特征几乎没有涉及；道德行为的研究主要涉及亲社会行为，禁令取向的行为研究则相对较少。一些新近研究探讨了道德认同、道德自我调节等个体因素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但仅涉及大学生被试，少有研究从发展的角度检验或深化相关理论。后续研究应从多个层面对道德发展进行深入探究，以增进对儿童品德心理发展的认识。
第二，要关注因果关系的研究。探讨各种因素促使或抑制道德发展的研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非道德的因素，如个体气质，观点采择以及家庭、同伴、学校、文化对道德认知、情绪、行为发展的影响；另一类是道德认知、道德情绪对道德行为的影响，或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比国内外研究，这一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有待改进的地方。
（1）目前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探讨某个因素对道德行为发展的影响，较少研究相关因素对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的影响。由于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本身有其独特的发展过程，只有充分了解了它们的发展特征以及相关影响因素，才能更好地分析各种因素对道德行为发展的作用。实际上，高级行为认知的发展很少仅仅受单一因素影响，相比而言，国外研究比国内研究更多地从多元角度考察道德发展。有些研究考察了某些中介或调节因素的作用，从而避免把复杂的道德处境中的个体行为简单化，更多地考虑道德行为的复杂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明晰道德认知、道德情绪、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非道德的相关因素在推动道德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多元交互作用。
（2）文化背景差异也是目前探讨道德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个问题。已有不少国外研究对不同文化中儿童的品德心理特征进行了对比，如瑞典和智利、中国和加拿大儿童的对比，发现了很多富有启示的文化差异。这为更好地理解文化本身的特征，以及文化对道德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而国内研究则较少涉及两个不同文化群体的对比。即便是在现今中国文化背景下，实际也存在不少背景迥异的群体，如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流动儿童与随迁儿童、流动儿童与农村儿童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家庭背景可能对儿童的道德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诸如此类的考虑文化背景的研究也是我们未来所应特别关注的。
另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影响道德发展的因素，而对于道德发展本身给个体发展带来的影响，也就是道德发展有哪些功能缺乏实证的研究。不过，已有研究者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究。例如，有研究发现小学生对自豪的理解对于同伴接纳有显著的预测力；感恩对青少年的学业成就、社会适应的积极作用。从功能的视角来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例如，道德榜样如何调节班级的道德氛围，道德情绪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内疚、羞耻对儿童心理健康的作用，等等。因此，除了探讨道德发展的机制外，我们还应该从功能的视角来探究道德发展本身给个体发展带来的影响，探讨其对心理适应、师生关系甚至学业成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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