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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我们家住在电影院对面。那时的每一个孩子都喜欢电影。但电影不是经常和随时都能看见的，我们于是迷上了幻灯。幻灯机是我们自己制作的，60W的灯泡，聚光镜片，加上一只用肥皂箱改装的机箱。我们还用白被单做了一块银幕。最初我们是用报废的电影胶片制作幻灯片，那些报废胶片是从电影院的放映室捡（准确的说应该是偷）来的。后来我们就对那些现成的胶片没兴趣了，开始自己在玻璃片上用水彩和墨水绘制灯片。开始还是照着连环画临摹，后来就自己想些事儿来画了。谢晓阳是大我们两岁的孩子，他最先画了几张男人和女人光着身子抱在一起的灯片，我们马上就跟着他学，画了很多类似于春宫画的片子。只是我们从没有见过什么春宫画，那些色情的涂鸦完全出自儿童的想象。画面上的男女器官总是显得很夸张。我们这般年龄的孩子其实是没有真正见过女性生殖器的，也根本没见过裸露的乳房是什么模样。我们是从谢晓阳的画中获得的关于女人的最初样本，然后，再加上自己幼稚的想象。谢晓阳说，他见过脱了衣服的女人。很长一段时间，谢晓阳都不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看见和在什么地方看见的。我们经常将家里的水果糖偷出来送给谢晓阳，希望他让我们见识这个秘密。尽管那时我已经有过和丫丫在船坞底下的经历，但我见过的丫丫的身体，显然和谢晓阳描绘的女人相去甚远。比如，谢晓阳从一开始画不穿衣服的女人，都是在肚子底下画了一丛毛的。谢晓阳说，这是女人的阴毛。我们都不太相信，女人怎么会在那个地方有毛？这是不是谢晓阳编造出来骗人的呢？终于有一天，谢晓阳将我们带到了医院澡堂的后墙跟下。谢晓阳的妈妈是医院的医生，他家就住在医院。澡堂的后墙边有几棵按树。谢晓阳指挥我们爬上树去。到了树上，我们就能从澡堂后墙的窗户看见澡堂里面正在洗澡的女人。我们于是知道了谢晓阳的秘密，他原来就是从这里看见的。从此，我们隔三差五的去医院澡堂的后墙爬那些按树，直到被谢晓阳的妈妈发现，我们一个一个的被自己的家长从医院领回，就再也不敢去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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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我回家乡遇见谢晓阳，他已经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妇产科大夫。对于我提到的那段少年往事，他矢口否认。他还笑着说，你是作家，想象力丰富。对此，我也只好付之一笑。但让我惊讶的，却是他对他母亲的态度。当我问候起他的母亲，他竟不加掩饰的咒骂了一句：那个疯婆子！言谈中，他也并不回避和否认他母亲当年那些闹得满城风雨的风流韵事。
谢晓阳的妈妈是一个漂亮的妈妈。大凡漂亮的妈妈都是惹是生非的妈妈，这是我们少年时代的印象。谢晓阳的妈妈在漂亮妈妈中尤其漂亮，所以她惹的事就特别多一些。传说她和银行行长（冉小毛的爸爸）乱搞男女关系。冉小毛的爸爸被抓起来的时候，十字街口的宣传橱窗里画了很多冉小毛爸爸的漫画，其中有一幅画的是冉小毛的爸爸光着身子搂着一个也是光着身子的女人，两个光着身子的人像蛇一样的交缠在一起。大家几乎都在说，那个光着身子的女人就是谢晓阳的妈妈。因为那时候只有谢晓阳的妈妈的头发是卷发。据说，谢晓阳的妈妈的卷发是去重庆的理发店电烫的。谢晓阳也去看了那幅漫画。他站在橱窗前半天没说话。过后，他大笑起来。他说，那漫画画得丑极了，像狗屎。我们听说那漫画是文化馆的颜宾元画的。谢晓阳说，颜宾元这个农民画家是个狗屎画家。如果我来画，比他好百倍。的确，颜宾元这个农民画家把那两个光身子的男女画得太像两条蛇了，光溜溜的，我们想要看见的东西什么也看不见。如果是谢晓阳来画，至少他会在那美女蛇的身上画上一丛十分漂亮的阴毛。
我们的妈妈都明确的告诫我们，不许上谢晓阳家去玩。那意思就是，不许我们接近谢晓阳的妈妈。因为她是个坏女人。还有种传说，谢晓阳的妈妈喜欢喝童子尿。小男孩上她家去，她便会用一只漂亮的玻璃杯子接小男孩的尿喝。这听上去的确有点让小孩子感到恐惧。但我还是要偷偷的上谢晓阳家去。谢晓阳的妈妈身上有股好闻的奇特的气味，那有点不像是妈妈的气味。谢晓阳说，这气味他已经闻惯了。但对于我来说，那气味是陌生和新鲜的。谢晓阳的妈妈并没用传说中的那只漂亮的玻璃杯子接我的尿喝，相反，她用那杯子冲了冰糖水给我喝。但我还是无法忘记这个漂亮妈妈和冉小毛爸爸的那些事情，以及十字街口的漫画。所以，每次见到谢晓阳的妈妈，我总是显得很紧张。她看我，摸我的脸蛋，我总会脸红心跳。我不敢往她身上多看，尤其不敢看她胸脯和大腿的部位。我只要往那两个地方看，就像看穿了似的，看出圆圆的乳房和卷曲的阴毛。这让我更加的紧张和不安。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有机会就往谢晓阳家跑。谢晓阳的妈妈是上海人，家里时不时都放着上海奶糖。她高兴的时候，会给我两颗。为此，谢晓阳还很不高兴。谢晓阳说，这奶糖很贵，她妈妈平常都舍不得给他吃。我也因此而始终记得他的母亲，那个在我的童年让我感受过甜蜜的女人。
3
现在，我住在一个叫成都的内陆城市里。这城市地处盆地的底部，阴气很重，十天半月不出一次太阳。尽管如此，这城市一到夜晚，并不缺乏好玩的去处。但是我只有一个爱好，看影碟。有些影碟是在影碟店租的，有些是我自己买的。我住在这城市十多年了。我总是租房子住，所以换了很多住的地方。我每换一个地方，都要去侦察当地有无出租录像带和影碟的地方。我和录像店的老板总是相见如故，不管老板是男的还是女的，是老头还是大妈，我们很快就会交成朋友。我也去夜市上买影碟。当然是盗版影碟。我去过这城市的好几个夜市，也和好多个贩子交成了朋友。他们经常会给我打传呼，告诉我最近又到了什么新片。不管是影碟店的老板，还是夜市的贩子，他们都很清楚我的口味，知道我爱看什么样的片子。说出来也无妨，我就是喜欢A片，是个彻头彻尾的色情录像爱好者。对有这样的爱好我自己从来没感到过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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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无意中碰到一位过去有过一段交往的女人。见面后没聊上多会儿，她就问我，还对黄片感兴趣？席间还有别的朋友。我有点窘。因为我尤其担心她再喝一点酒之后，就会畅快的将那一段疯狂而可笑的往事讲出来。我知道，她就是那样性格的女人。而这性格，在我看来，至今也一点没变。果然，她在似乎已经喝到位的时候，开始唱了。她首先是感叹那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美好年代，特别的没意义，但又特别的无忧无虑。认识这小子，就是那时候。小子你说，那是不是特别好玩的时候？特别的好玩，特别的有情有义。她太兴奋。我也不像开始那么窘迫。或许就是她感染了我，关于那个年代，我开始为她帮腔。我说我认识她，就是因为黄片。她打断我的话，她要自己说。这小子，是被我们带坏的。她坚持要认为，我是被她带坏的。她是什么女人？社会上的，很厉害，很有名气的。江湖上人称田妈，其实那时候她还不满25岁。我那时就更小一些。我的哥们有天对我说，带我去认识一个叫田妈的女人。田妈在码头的坎上火锅店请客。她肩上斜挎了一个书包。喝酒的时候，大家都手痒痒的要去摸她的书包。我就问，田妈书包里装的啥好东西？田妈就说，是黄色录像。她说得这么直截了当，把我给吓了一跳。喝完酒，我们一伙人走出火锅店，浩浩荡荡的往城坡上走。我问旁边的人这是去哪里？我被告知是去山上的电视台。电视台建在这座城市的最高点上。为什么去那里？因为那里有个哥们，他答应借录象机给田妈。到了山上，那哥们从铁门出来了，斯斯文文的，戴一副眼镜。他神秘兮兮的将田妈拉到一边去说话。细声细气的说了一阵，然后我们就听见田妈高声的骂了一句，去你妈的脚。她把那人凉在黑暗中，走过来对我们说，去他妈的脚，我们走。于是我们又开始往山下走。大家都不说话。这时我自告奋勇的说，到我姐夫家去。我姐夫是开车的，家里买了录象机。我姐没多少文化，好说话。那时候，很少有普通人家里装有电话。我们没有预先打招呼，就一窝蜂闯到我姐夫家去。开车的姐夫本来也是在社会上混的人，对小舅子突然带来这么些男男女女的不速之客习以为常，爽快的叫大家随便坐。我姐去泡茶，我把姐夫拉到厨房去说明事情真相。姐夫没让我罗里多唆说完，就说，放嘛放嘛，说这么多做啥子。我兴奋的跑回客厅，田妈，放！田妈就从书包里取出那盒用报纸裹着的录像带。我姐夫接过录像带蹲在地上将带子往录像机里放。然后，又卖力的调试着电视机的频道。看来姐夫买了录像机但不是经常看录像。我们已经听见录像的声音了，而画面却半天调不出来。屏幕还是一片纯蓝。但我们已经听见了音乐，也听见了一声高过一声的喘息和呻吟。我敢说，当时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充满了想象。每个人都屏紧了呼吸，一动不动的盯着那一片纯蓝的屏幕。唯有我的姐夫在紧张而专注的调试着电视机的旋钮。他的额头上沁出了汗水。他的眼睛十分严肃。他自知此时对满屋十多双充满期待的眼睛负有责任。好了，随着我姐夫一声轻松的喊叫，那个早已被声音烘托得无比绚丽的画面跳出了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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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姐姐后来说，这太不像话。我姐夫也就不敢让我们再拿黄带去他家放。姐夫还说，你姐是假正经。那以后，田妈和我们一伙人便经常深更半夜揣着几盘黄带在城里晃荡，找寻放映黄带的机器。但有时也会是先找到了录象机，抱着机器满城找黄带看。其实，看了又不做什么，看多了又不好看，还那么费心费力，却又乐此不疲，真是想不通。田妈最后这样说。
6
我收罗的A片很多，金发的，黑发的，黄皮肤的，白皮肤的，以及黑皮肤的。夜市中几个著名的卖A片的贩子都认识我，我们已经很有默契，见面不用多说，他从一只纸盒里取出几张碟片，我也将钱递到他手上，然后将碟片接过来装进纸袋。有时我也拿出几张碟片找他们换。这些盗版A片内容重复是常事，同样的内容换一个片名和包装又拿出来。换他们是要换的，都很熟了嘛。但当拿回一张新碟，满怀期待的放进影碟机，看见的却是曾经看过的身影和面孔，那是十分扫兴的。我和那些贩子从不交谈片子的内容，就好像他们卖给我的是饼干或者方便面之类的随随便便的什么商品。没有人会刻意的去谈论饼干和方便面。卖饼干和方便面的人也不会问顾客，好吃吗，味道有点特别吧？而买了饼干和方便面的顾客也不会去谈论吃了之后感觉如何如何的好与不好。这也是一种默契。如果双方有一方是那种喋喋不休的人，那一定是生手和外行。在A片上，我的确已经是一个行家。
大眼镜是春熙路夜市的一个贩子。离他的摊位不远，还有一个也是我熟悉的贩子，叫小眼镜。大眼镜个子高一些，胖一些；小眼镜瘦小一些。大眼镜从来是头发和皮鞋脏兮兮的，一点不讲究；小眼镜却总是把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皮鞋也是擦得亮铮铮的。大眼镜沉默寡言，对人冷淡；小眼镜见人就笑，态度热情。小眼镜还时不时要在言语中贬低一下大眼镜。我问小眼镜，你为什么要贬低大眼镜呢？小眼镜就很不好意思的笑一笑，我也不是有意要贬低他，但你是老买主，你承不承认大眼镜是有点落伍了？我问他，你是指他哪方面比较落伍呢？小眼镜就更加的不好意思起来，他说这还用我说吗？你是老买主，你最清楚。我是清楚，我承认。但我还是有点不喜欢小眼镜，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去贬低大眼镜。
有一段时间，大眼镜没在夜市露面了。他原来的那个摊位换成了一个女的。我问小眼镜，怎么不见大眼镜了？小眼镜说，他也不知道，突然就不见了。我又问，那个女的是大眼镜的什么人？小眼镜推了推滑到鼻梁上的眼镜，我也不知道，他说，不会是大眼镜的女人吧？我就过去问那女的，大眼镜没来吗？那女的看了我一眼，你认识他？我说，老买主了。那女人就笑了。她伸手从板凳底下一只隐蔽的纸盒里拿出几张碟片。她把碟片递过来，什么也没说，就像我们早就有过约定一样。我也按老样子把钱递过去。临走时我还是多问了一句，大眼镜还来吗？她没有马上回答，也没有用眼睛看我。过后她问我，你还选点别的片子不？她说的别的片子，是指的那些公开摆在外面的故事片。我本来想说，不了。但我却又蹲下身来，在那一堆故事片中选了一张《甜蜜蜜》。她说，你不要《花样年华》？张曼玉的新片。我说，要吧。那以后，除了A片，我也在她那里买一点故事片。你不喜欢美片？她问我。我喜欢港片，我说。她也问过我，看那么多A片有意思吗？这是大眼镜和小眼镜从来都不会问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全不好回答，我对A片是有研究的，关于A片我可以说出很多来。但我不知道怎样和她说这个话题。我就问她，你看A片吗？她的脸一下就红了。我觉得让一个女孩这么窘迫不好，我又说，其实大眼镜自己也是没把那些片子看过多少的。她就笑了，说，大眼镜还是偷偷的看过一些。
那天我很高兴，因为我终于弄清楚了，这女孩是认识大眼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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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周围一定有与我爱好相同的朋友，但我们没法形成一个圈子。我们缺少联络。这是一种秘密的爱好，尤其相互认识的人，隐藏得更深。这已经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那种氛围了，每个人都有了一台影碟放映机，总是一个人悄悄的看。说不上十分的失落，但我对于那种集体构成的氛围，还是比较的怀念。
我收藏的A片集满了所有的抽屉和书柜。但是坦率的说，10分之9的片子我都没来得及看。我没有时间。其实也不完全是没有时间，而是，这样说吧，我的乐趣主要在收藏，观赏已经在其次了。只要我随时能感觉和体会到有那么多影像与我相伴，我就有了某种满足，这也是一种秘密的满足。你看，到了21世纪，很多东西都变成秘密的了。所以，我走在街上，或者坐在某个酒吧和咖啡馆，绝对看不出，我是一个收藏A片的人。一个色情影像的爱好者。很长时间，我一直单身。这当然不算是什么理由，甚至这样承认从根本上没什么意义。但我还是得承认这一点，这对我自己似乎很重要。我没什么固定的职业，这主要是我多才多艺，没有哪一样工作我能够有兴趣干到底。收藏A片的爱好是伴随终身的，但这只能算是业余爱好。业余爱好总是最持久的。这与职业不一样。如果收藏A片成了我的职业，我不敢想象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只能说，那一定很糟糕。比如，拍A片的那些职业演员，我想他（她）们的状况就很糟糕。如果有一个A片图书馆，聘请我当馆长，或者仅仅是一个管理员，我也会干不长久的。我会像以往放弃别的那些职业一样，放弃这个与我的爱好过分贴近的职业。幸好，这样的可能性，我恐怕是一辈子也无缘碰上的了。
2000年的春天，一个女人走进了我的生活。那过程我就不想说了。结果是，我结束了单身生涯。这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个严重的事件。我也不想夸张的说，这个女人毁灭了我，但事实是，我变了。我开始自己毁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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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很多年来我都居住在同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名称叫成都。像所有大城市一样，成都也有四通八达如蛛网般穿梭和交叉的公共交通线路。从1路排序至302路。我偷偷的办了一张公交车月票。因为我不是一个要每天固定去上班的人，在我那合格的妻子（人们都说我娶了一个合格的妻子）面前，我没有要办一张月票的充足理由。我总是把月票藏得很隐蔽。这方面我已经很有经验。结婚之后，我就将我收藏的所有A片隐蔽了起来。这不是一种容易办到的事情，因为数量那么大，要集中放到哪里都几乎不可能。但是我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奇迹，也是至今我不想透露的一个秘密。唯一可以透露的是，我每天带三五张这类影碟出门，坐上公共汽车，然后，寻找机会将它们扔掉。
扔掉这些影碟，我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因为我也不能每天都出门。因为结婚之后我还是没有固定的职业。我出门要有借口。出太阳是最可能的一个借口。我对妻子说，出太阳了，我想出去走走。她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知道这个城市出一次太阳不容易。她说，那你去吧。回来吃饭吗？她又问。我说，当然。也还有别的可以寻找的借口。比如，我说我要去邮局交几封信。这样的借口，注定了我出门后走不了多远就得返回来。因为离我们居住的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邮局，只需坐一站的公共汽车就到了。再比如，我说我要去菜市场买菜。尽管菜市场比邮局更近，连公共汽车都不用坐，但这总是一个机会。她听见后，说，菜我已经买回来了。我就去打开冰箱看。然后我就说，我今天想吃豆腐。我已经看了，她没有买豆腐。她没话可说，于是，我以极端秘密的手法，揣了几张影碟，就出门了。
9
要丢掉一张A片并不比丢掉一张钞票容易。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为丢掉那些A片如何的心疼。而是，它们比钞票更危险，丢不好会出事。我第一次在78路公共汽车上丢第一张A片的时候，就十分的狼狈。我假装若无其事的将一张A片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来，然后从我手中看似不经意的滑落下去，以为完成了任务，却被旁边的人一眼就看了出来。
“喂，先生，你的东西掉了。”是一个面容和善，表情正派的中年女人。
本来那一张影碟我事先还用一片报纸包裹了一下，现在掉在车厢的地板上，报纸已经散开来，露出了影碟极端刺目的封套。我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更大的错误是，我居然不假思索的开始撒谎。
“不是我的。”我说。
中年女人此时的愤怒也是可想而知的。最后在她的义正词严之下，我只好弯腰捡起了那张影碟，重新揣进大衣的口袋。全车的人都在注视着我。全车的人也在议论。但他们议论的什么，我是听不见的。我的眼睛一直望着车窗外，我好象在专注的数着车窗外的一棵棵法国梧桐。其实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我在下一站到站的时候，就迅速的跳下了公共汽车。站在站台上，看公共汽车开走了，我才松一口气。
把那些A片丢进路边的垃圾桶吧。但是，我刚一丢进去，没走出多远，一个男人就追上来截住了我。
“你刚才丢了什么？”他的表情很有某一种职业的特征，尤其目光，冷漠而专制。
“没丢什么。”我又想这样撒谎的时候，突然觉得，这是徒劳的。
“影碟。”我诚实的说。
“是不是这些？”他从口袋里伸出手来，手上就拿着我丢掉的那几张影碟。
“是的。”我说。
“跟我走一趟。”他把伸出的手又揣回口袋。
我什么也没说，就跟着他走。走到红照壁路口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深不可测的注视着我。
“今天就算了，你走吧。这些影碟我没收了。”他说。
我避开他的目光，也没多问一句话，转身就往四川剧场的方向走了。
我总算丢掉了第一批A片，虽然情节惊险了一点。后来，我就比较有经验了。如果要在公共汽车上丢掉那些A片，我一般选择在有座位可坐的时候。我将影碟装在一只大牛皮纸信封里，然后在下车的时候，将它遗忘在座位上。万一有好心人发现，我侧回身去又将它拿起来就是了，别人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A片。还有那些卖烟的杂货铺，公用电话点，小面馆，公共厕所，这些地方都有我遗忘的牛皮纸信袋。而且我发现，公共厕所是丢掉那些A片的最安全稳妥的地方。
那些捡到我故意遗失的牛皮信袋的人们，当他们打开信袋看见里面的A片，会是怎样一种表情呢？以及，他们将如何处理？这是我有时候坐在家里无聊的时候，爱去想一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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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在我将要丢弃完我收藏的所有A片的某一天，我坐在302路公共汽车上，一个自称乌青的人走过来对我说，你想不想在我的电影里演一个角色？
我没有感到突然和诧异。我只是问了问他，你怎么看出我来的？他说，其实我跟踪你已经很久了。你是我一直要找的那个角色。我也没问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答应了他。那天，为了庆祝我们的相识，便一起去玉林吃了火锅。吃火锅的时候，乌青向我谈起了他那部影片的拍摄计划。
我开始进入角色。我成了一个一年四季在街上奔忙的推销员。我推销一种妇女用品。乌青说，我的眼神很像一个推销妇女用品的推销员。以后我出门前就经常要照一照镜子，看一看镜子里自己的眼神。我带着对自己这种眼神的默认，出现在街头。我身上最明显的一件道具就是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挂包。毫无疑问，包里装着我要推销的妇女用品。我经常出没的地点是，春熙路商业圈里的那些百货商场的门口。我就在这些商场的门口向那些从商场出来，或者正准备进入商场的女性兜售。这是乌青指定的。乌青说，你不能去商场里面兜售，保安会揍你的。乌青其实是个年龄比我小很多的小孩，但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有社会经验。他把一部SONY2000DV机端起来遮住自己的半边脸的时候（另一半脸被他的头发遮挡着），也像极了一个真正的导演（兼摄影师）。只是，他没有能够像一个真正的导演那样，让我看一眼他的剧本。他只给了我一个扮演推销员的提示，然后，就让我自己去发挥这个角色。不过，在我再三的要求下，他同意了要给我配备一个演对手戏的女主角。
我比较喜欢在伊藤洋华堂的门口兜售。在那里出现的女性其容貌和身材的整体水准都较其它商场要高一些。我只向那些有丈夫或男友陪着的女性兜售，而不理睬那些单身一人的女人。这样做的目的是显得自己很正派，是一个真正的推销员，而并非想借此打什么主意。事实证明，这策略是对的。那些女人有男人陪着，被我从包里拿出的妇女用品挡住去路，并不显得特别生气和尴尬，更不会怀疑我别有什么动机。她们大方的翻看着我手中的产品，我也很认真很专业的向她们介绍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运气好的时候，旁边陪同的男人还会凑过来帮着他们的女人做参谋，并做出也很内行的表情向我咨询该产品的相关信息。这时候，我就更觉得自己是名副其实的一个推销员了。
就这样，我一边按自己的这个角色特征活动着，一边等待乌青承诺过的那个女主角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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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妻子知道我在拍乌青的电影，不然，我这样天天出门还有什么理由？她也问过是什么剧情，我说连我也不知道。她又问乌青知道吗？我说，据说乌青自己也不太清楚。我以为妻子马上会怀疑这其中有什么蹊跷，因为全社会像我妻子那样的正常人都懂得一个常识，拍电影是要有剧本的。但是，她没有说二话。从她的表情我看出，她已经认可了我们正在拍一部谁都不知道剧情的电影。
不过，还是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妻子在家里卫生间的一个夹墙内发现了一张A片。那可能是我最后一张忽略了的影碟。不是没来得及丢弃，而真正是因粗心而忽略了。我没好问她是怎么发现的。因为发都发现了，现在的问题是看她如何反应。我已经做好了遭遇一场暴风骤雨的准备。我还准备着编造一套漂亮的谎言。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开始没有胃口。连胃都很紧张。那张被妻子发现的影碟就放在离饭桌不远的茶几上，和一只苹果放在一起。妻子显得若无其事，也可能是故做镇静。她一小口一小口的喝汤，我可以理解为她是故意拖延摊牌的时间，达到折磨我的目的。其间，她还抬起头来，面无表情的问我，怎么，胃不舒服？我不好顺水推舟就承认是胃不舒服。我说，可能是有点受凉。我也没具体说是身上哪个器官受凉，很含混的，可以说是胃，但也可以说是鼻子。好在，她也没追问。妻子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就表现在这些地方，从不搞让人难堪的追问。吃完饭了，我主动去洗碗。我去洗碗的举动她应该很诧异才是，因为我从未主动洗过一次碗。但她并不诧异。她还是那么若无其事很镇静的离开饭桌，去打开了电视。我就去厨房洗碗。我回到客厅的时候，她正拿着影碟旁边的那只苹果在手上。她在削苹果，那她一定再一次的注视了苹果旁边的那张影碟。但她却什么也不说。我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来，面向电视屏幕。我其实是假装在看电视，电视里演的什么我基本上不知道。她独自一个人吃完了一只苹果，也假装（我这样认为）看了一会电视，然后，站起身来，向卧室走去。过一会，她从卧室走出来，我一看就明白了，是要去洗澡的样子。接着，她真的就是进浴室去洗澡了。这时候，我才看清楚电视里的节目，是一位国际问题专家在谈冷战后的俄美新关系。然后是步步高无绳电话的广告。是小丽吗？那个小丑一样的男人正碰着电话问。然后，妻子穿着一件乳白的睡衣从浴室里出来了。我们夫妻从结婚以来，就有些彼此会意的暗号。她有若干件睡衣（几乎是个睡衣迷恋者），这件乳白色的睡衣只在我们做爱前她才会穿。这是若干暗号中的一种。也就是说，一旦她穿上这件睡衣，就是在暗示她想要了。或者是，我可以要了。但今天她穿上这件睡衣，我却不敢做任何确认，是她想要，还是我可以要？但这还没到我万分惊讶的时候。她走过来，从茶几上拿起那张影碟，递到我的手上，说，放吧。我真的是万分惊讶了。我看她的表情，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我自来认为我妻子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但今天她特别的深不可测。我说，其实我都把它给忘了。她再一次和蔼的对我笑了一笑，放吧。于是，我就放了这张A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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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问我，你很喜欢看A片吗？是喜欢，我回答说。你也喜欢吗？我问她。她说，你喜欢，我就喜欢。这样的回答又一次表明了她作为一个合格妻子的身份。我还以为你会很反感，我说。她看着我，又是那种深不可测的眼神。我为什么要反感？她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便开始说，我曾经有过很多A片，但是我把它们给丢了。找得回来吗？她问。找不回来，我认为是找不回来了。不可以自己拍吗？她这样问。我吓了一跳，自己拍是什么意思？她笑了笑，我瞎说的。
我有理由开始怀疑，妻子是怎样猜测我拍乌青的电影的。我还是每天出门，但是我越来越心灰意冷。尤其当出门时看见妻子看我的那种眼神，我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我还是勉强的在做着一名推销员。我怀疑妻子早就检查过了我挂包里的那些妇女用品。我在伊藤洋华堂门口拦住一对又一对夫妇或情侣。但是乌青给我找的那个女主角却始终没有出现。
有一天乌青把我叫到玉林西路的白夜酒吧，对我说，我们重新拍一部片子吧。我问他为什么要改变主意？他低埋着头，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过一会，他抬起头来说，拍一部你和你妻子的电影吧。我问他怎么拍？他说，我也不知道。连你都不知道那怎么拍？我做出很生气的样子。他说，那就拍大白鼠。我问他，拍大白鼠你就知道怎么拍了吗？他的情绪一下高涨起来。他说，如果是拍大白鼠他肯定知道。我看了他半天。那我演什么？我问他。你就演大白鼠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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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青的《大白鼠》拍得很顺利。我们在什么样的天气下都能拍。下雨，出太阳，不下雨也不出太阳，我们都能拍。我们走遍了这个城市。乌青特别喜欢电脑城的场景。成都的每个电脑城我们都去了。成都的电脑城不下七八个。我们的《大白鼠》里便有了很多电脑城的镜头。我们还拍了很多笔记本电脑的镜头。这是我要求乌青拍的。我说，我太喜欢笔记本电脑了。乌青也喜欢笔记本电脑。但是，他对游戏软件更有兴趣一些。他因此拍了很多电脑游戏的画面。他甚至告诉我，他其实不是想拍《大白鼠》的电影，而是想做一个《大白鼠》的游戏软件。这次我很不客气的提醒他，你是一个导演，而不是软件设计师。他说，做游戏软件也是需要导演的。我说，但是我们说好了是拍电影。这样他才如梦初醒的样子，继续摆弄起那部SONY2000摄像机。
但是，我也有对不住乌青的地方。我并没有全心全意的进入大白鼠的角色。我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做一名推销员。好几次我借故离开拍摄现场，去伊藤洋华堂门口溜达，满足我曾经是一名推销员的心情。我的身上已经没有了那只挂包做道具了，就是说，我已经不是一个真的推销员了。但我还是很自然的进入到推销员的角色，一如既往的将目光投向那些女人的身上。由于我已经没有了那些妇女用品要兜售，我投注的目光也就可以不局限于那些有丈夫或男友陪伴的女性。我可以很坦然的将目光去追逐那些单身的女人了。
乌青发现了我这种角色游离的举动。他要求开会，其实就是想找我谈心。他又一次将我叫到白夜酒吧。
“你对我们的这部电影怎样看？”他埋着头小声的问我。
“很好，很不错。”我说。
“你对自己的角色怎么看？”他还是埋着头。
“很好，我很喜欢。”我说。
“但是你没有进入角色。”他说，声音还是那么小，几乎听不见。
我也将头埋了下来。我想，任何一个将头埋着的人，他的目光总是看着自己的脚尖。
“是的，我没有进入角色。至少不是百分之百的。”我承认。
“那怎么办？”他问。
“你还能拍原来那部片子吗？”我问他。
“我也不知道啊。”他说。
“那你还能拍现在这部片子吗？”我又问。
“不知道。”他说。
“那你有什么想法。”我以为他可能还是回答“不知道”。
“你就演大白鼠推销员，行吗？”这次他是抬起头来对我说的。
“好吧，”我想了想，说：“就演一个大白鼠推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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