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加工厂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为全村父老乡亲承担了十几年磨面、碾米、压面、弹棉花的村办加工厂,随着它的闲置和废弃,终于被拆掉了。村办加工厂的告终,是故乡最后一项集体财产解体的标志。此后不久,村里有两户人家开办了个体磨面坊,延续了为群众加工面粉的功能。又是几年之后,当年加工厂的旧址,被陆陆续续地划为了宅基地,建起了一排排的民房。
故乡的加工厂,兴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乡亲们告别了煤油灯,教室里亮起了电棒,巷道里挂上了路灯、大队部响起了高音喇叭不久,村里的第一台磨面机也在轰隆隆的,振奋人心的响声中开始运转。随后,一条长方形木板制作的加工厂的牌子挂了起来。
我小时候,故乡每条巷道都有一两家畜力磨面坊,这是在私家院子或是在场院角落安置的。村子比较宽敞的死角地方,也有垒起来的碾盘。毛驴拉磨,人力推碾,是那时候的常态。特别是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磨坊最繁忙。一家跟着一家的大妈大嫂们,趁着下雨天不上工在磨坊里磨面。而且这个时候生产队的驴子也能闲下来,社员们可以到饲养室里借来使用。至于碾米的碌碡,一般不使唤畜力,是年轻力壮的汉子来推的。磨面碾米,是老百姓一项繁重但不可缺少的一样活计。特别是人口多的家庭,更是经常因为淘粮食磨面,而经常发生婆媳之间的矛盾。当媳妇的总是埋怨婆婆不吃苦操心,不给家里干好这些最起码的家务活。理由是上了年纪的人,一般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在家的闲时间较多,磨面应该由老人们来完成。但有的婆婆也有自己的难处,因为子女多,她哪个都想顾及到,免不了会有检点不到的地方和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奶奶和老伙伴谝闲传时,常常听到有老奶奶们在学说着儿媳的不是,大多是因为磨面引起的纠纷。毛驴拉磨是很慢的,往往一大晌时间,才能磨出三四十斤面粉。而且磨坊少,想磨面的人又多,一般要几天前就得排好队的。磨坊的主人为了照顾大家,也不让每户一次磨多少粮食呢!总是说磨上一点,够几天吃就行。如果过红白喜事,磨面就是一个最让人熬煎的大活。
故乡刚通上电以后,大队干部第一个想法就是买磨面机,解决这个关系到民生大计的问题。我们村加工厂上了第一台磨面机后的第三年,厂里领导又用磨面收入的资金,买来了第二台磨面机。按说一台磨面机一个小时可磨二百斤面粉,完全可以供群众使用,为什么要用两台呢?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三天两头停电。有时候一停就是一两天。遇到了停电,车间的粮食很快就堆积如山。来电了如果一时半会加工不完,又怕再次停电。加工厂为了满足社员们的需求,就买来了第二台机子。就这样,两台磨面机彻底解决了全村近两千口人的磨面问题。加工厂随着不断的发展,先后又购买回了碾米机、玉米破碎机、玉米一风吹机,还有轧花机和弹花机。那时候麦子比较少,但是擀面条需要的白面,高粱面和玉米面没有筋道,不能擀面条。为了把玉米面和高粱面也能加工成面条,加工厂负责人又上陕西渭南机械厂,买回来一台“钢丝面”压面机。这种体积不大的立式机器,通过高温之后,把玉米面或者高粱面,在运作过程中蒸熟之后才压了出来。群众拿回去后直接可以下锅,而且再煮不烂。我们村的钢丝面机还轰动了周围邻村,外村人也纷纷来我们村加工钢丝面。
加工厂离我们家只有五六十米元。我初中毕业后还身小力薄,干不了重活。负责加工厂的是我的一个本家大伯。两年后通过他介绍,我到加工厂当了磨面工。加工厂那时候有七八个工人。磨面的工人白班和夜晚两班倒。厂里白天黑夜机声不断,人来人往很是红火热闹。我在加工厂刚当工人不久,土地下放到小组,一年后就实行了单干。这个时期也开始改革开放了。这时候加工厂扩大为综合加工厂,承包给了个人。他们以加工厂这个集体经济基础和集体企业名义,开始做别的生意。村里的几名能干人也被吸收了进来。他们从东北贩运木料,从四川贩运竹器。刚开始搞得还不错,也确实为加工厂挣了一些钱。盘活了企业的运作。但是,后来接二连三上当受骗,最后把老本也搭赔进去了,欠了一屁股外债。几位当事人还受到了来自四川方面的官方调查。生意上的失败,也导致了加工上的无法经营运转。故乡的加工厂终于在风声鹤唳之下关闭了大门。一九八三年拆房子的时候,还有一位上了年级的妇女要拉椽子,因为厂里欠了她儿子的工资。
故乡的加工厂倒闭其实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集体经济模式的解体,加工厂没有了大队的约束力,自生自灭。这也是当时周围邻村,许多村办企业的共同命运。因为这是大势所趋。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故乡加工厂,没有自我法律保护意识,被人欺骗了还找不到申诉的门槛。
四十年了过去了,故乡的加工厂作为时代进程中的一段历史,早已被故乡人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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