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前，本家侄儿告诉我，家庙明天开光，希望我能回去看看，并借机一叙。获悉这一消息后，思绪便徜徉在先祖传奇般的故事中。
先祖生于明末乱世，彼时的朱姓王朝已经积重难返，在遍地起义的烽火中已属风雨飘摇。我的先祖家境贫寒，但自幼尚武，为人豪爽，自然结交了不少同道朋友，至交好友为四人。可以想象，他们一定在村西的关帝庙里，对着崇拜的战神焚香叩头，请红面青衣的关老爷亲自见证他们兄弟五人同生共死的义结金兰。他们一众人等在练武场上举石锁，拉趟子，舞刀耍剑，跃马提枪，胸中豪气万丈。可惜他们都是庄户出身，面对山河破碎兵连祸结，吟不出“醉里挑灯看剑”和“八千里路云和月”，也演不出击楫中流的感人情节。唯有喝光几坛烧酒后，呼朋引伴劫富济贫，向着自认为应当被诅咒的特定事物倾泻怒愤，向着万古传承的侠义精神表达敬意。
按先祖的生平年月推算，当时应为三十多岁吧，大清六岁的顺治皇帝已坐在了如今故宫太和殿的龙椅上，正对着群臣不知所措呢。南明史可法的军队还在各个城市打着保卫战；稍后一些时候，江南名流钱谦益犹豫不决着是否该跳湖殉节，最终还是因为嫌水太凉而放弃，急得柳如是跺着小脚骂不绝口。而此时深居河北乡野的先祖等人，正值青壮年，多年习武已使他们具有侠客之风，隐隐成为地方上的一支义军，但也成为京畿重地的心腹之患。所以，接下来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是，先祖和他的伙计们被官府数次围剿。
2019年的春天，由于政府部门施工，在村东北的河堤边，出土了一处墓葬。经考证，墓主就是我的这位先祖。当时区里文物、文化、消防等部门均有专家到场，我们尊敬的陈哥就是在场的专家之一。墓葬出土了一些随葬品，但最有价值的文物是一块长方形的石碑，上面记录了墓主的生平简历。其实早在文革时期就已被挖出，后来收藏在我的一个堂哥家里。石碑历经多年的风雨，碑身残损，碑文漫灭，字迹几乎不可辩识，有待文物专家的修复了。
真实的历史虽暂时不可考，但关于先祖的坊间传说却是层出不穷。据传，官府数度围追堵截，却总不能扑灭那团流动的火。于是，一个阴险的计谋出炉了，州府最大最气派的饭店里，已备好一桌上好的酒席，诚邀尊敬的五兄弟先生们前来赴宴，并就以后地方上的治安问题深入交流，以期达成某种共识，前提是不得携带武器。这种雕虫小技难不倒先祖，他们五人五马，来到了州府指定的饭店，与州府的军事长官推杯换盏，称兄道弟。然而回家的路很难走，因为街道上摆满了桌椅板凳，让他们寸步难行；预先埋伏的士兵此时慢慢围了上来，这就是险恶的用心！纵横江湖的人怎么能够止步于一条阴沟？先祖弟兄五人纷纷拔下道旁的杨柳，一边用手中的杨柳挑飞拦路的障碍物，一边策马奔腾，直至撞开城门，一路豪歌绝尘而去。
官府的公文逐级上报，一直报到了军机处。于是，一道招安的谕令，使五兄弟喜忧参半。最终选定由我的先祖为代表，只身前往京城参君面圣，接受封赏。进京一流寇，出城已冕旒。据少得可怜的史料记载，先祖“被（康熙）封为怀远将军，赐半朝銮驾并红灯一对。”我查了一下清朝武职表，此职为三品。也就是说，我的先祖已是皇封的三品将军了。从此，李将军拥有了自己的府邸，芴袍往来，煊赫一时。
后来的传说，就带有了悲剧色彩。正像水浒中的梁山招安一样，皇帝让将军南下平定叛乱。据说，先祖的母亲极力反对儿子带兵平叛，认为那既是杀伤生灵，又危险万分。先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老祖奶奶，站在“父母为天”的道德制高点，对她倔强的儿子又打又骂；孝顺的先祖面对母亲这个尖脚老太实在无计可施，一边是皇命难违，一边是母命为大，急得嚎啕大哭。（堂哥给我讲到这里时，是这样说的：“咱老祖宗当时咋的也不是，愁得张着大嘴哭”。）最终，将军辞别了高堂老母，走向了战场，也走进了人生的末路。因为一年后，他战死沙场，践行了他毕生为之追求的忠君卫道的人生信条。
先祖的将军身份固然可敬，但是，他作为底层劳苦大众的一员，在大义面前，不惜勇闯龙潭虎穴；在国家需要他以死效命时，他又毅然抛家弃亲，誓赴国难，以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他的人格闪烁着几近完美的无尽魅力。
致敬先祖！未到家庙，我已在心中默默燃起一柱香，向您虔诚地下拜，下拜，再下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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