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所有的朝代拿出来做一下对比，清朝会是其中相当出彩的时代。它的历任皇帝虽说不都是雄才大略之主，但至少不是昏庸无能之辈;它的官僚系统长期稳定和高效，没有明朝突出的"官员腐败"问题；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清朝是唯一一个长期在财政方面保持盈余的朝代，除了西汉文帝时期也只有清朝做到了多次减免天下钱粮。

明朝后期，财政问题成为困扰皇帝的心头之患，一方面国家财政要供养庞大的皇室宗亲，一方面要出动军队应付边患。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只能通过给民间加税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加一次两次百姓还能忍受，加个不停就是在逼百姓们揭竿而起了。僵化的官僚体制也让统治者无力掀起一场大的改革。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一条鞭法"，税制简单，征收方便。针对明朝僵化的财政体制进行改革，清代三大改革措施:新增人口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使得政府的财政长期保持盈余。

清初三大改革

"一条鞭法"是将针对农民的大部分税赋都摊入了土地，一家人有多少土地就可以计算出要缴多少赋税。这样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轻松明了很多。

在明代以前，政府的税收氛围几个分不分，针对家庭收一部分，针对土地收一部分，针对个人再收一部分赋税，百姓们缴税的物品也是多种多样，包括钱财、粮食以及丝棉等各种产品。

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清政府进行了几项重大的改革，进一步简化缴税流程，放松了对人口的管控。

新增人丁永不加赋

康熙年间的人口数量增长很快，政府一直没有腾出精力来对人口进行彻底的普查，导致新增的人口入不了户籍。地方官员会向这些黑户人员征收人头税，把钱纳入自己的腰包。这些入不了籍的人因为地方官绅压迫不得不四处流动。康熙五十一年，政府对人头税进行改革，宣布"新增人口永不加赋"。也就是说，不管社会在增加多少人，政府只会按照前一年的总人口来征收人头税，这相当于固定了人头税的收入，避免了政府随意加征人头税，那些入不了籍的人也不用再到处跑了。

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在康熙"新增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基础上，将固定的人头税平均分摊到全国的田亩之中，与地税合起来征收。这使得政府的征税流程大大简化，百姓也乐得方便。更重要的是，摊丁入亩之后，户籍对政府财政而言已经不再重要，政府只需要摸清楚土地就可以征税，从而放松对人口流动的管制。人口流动大大促进了土地的开垦以及工商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社会的繁荣。

火耗归公

"火耗归公"是雍正时期推出的财政改革之一，它的提出涉及到官僚系统很核心的问题-官员薪资。

养官问题一直是让统治者头疼的问题。由于官僚系统庞大，中央政府发的工资往往不够官员体面的生活，官员只能通过各种方式从民间寻求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皇帝虽然有心整顿吏治，却又明白官员们的收入太低，必须保留一定的灰色地带。

"火耗"就是官员捞收入的灰色地带之一。政府征税主要用银，而百姓交上来的大都是碎银子，征收后需要统一铸成五十两的银块，再上缴中央。由于在铸耗时会发生一定的损耗，地方官在征税时，要求人们多缴一点来填补损耗，"火耗银"就是这么来的。

雍正时期，"火耗银"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各地纷纷以征收火耗的名义敛财，增加当地官员的收入。

雍正认为这个灰色地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不如直接公开话，由政府统一征收火耗银，再统一以养廉银的形式发给官员，同时禁止他们的灰色收入。

后来，官员的养廉银超过了本身的俸禄，成为其主要收入之一。

清朝的财政收入与支出

清朝前期，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维持在四千万白银上下。以乾隆三十一年为例:

收入:
-- 地税(已合并人头税): 两千九百九十一万两;
-- 养廉银耗羡收入: 三百万两
-- 出售功名收入: 三百万两
-- 盐税收入: 五百七十四万两
-- 合计:四千一百六十五万两
支出:
-- 军队开支:一千七百万两
-- 官员俸禄:一百零二万两
-- 养廉银 : 四百二十七万两
-- 政府办公经费:一千零七十六万两
-- 合计:三千三百令五万两
收支盈余达八百六十万两。如果没有战争开销以及天灾人祸，国库的财富基本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康熙四十八年，国库存银五千万两。
雍正即为之初，国库存银六千万两。
乾隆三十七年，国库存银更是达到七千八百万两。
嘉靖初年，国库存银也达到七千万两。

有钱是施展宏图伟业的基础。乾隆年间，皇帝五次减免天下钱粮，全国百姓称颂"仁德"，针对大小金川、准格尔、墩尔喀人、台湾的五次战争开销总计达到一亿五千万零五十二万两。即便这样，国库依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社会人口不断增长，社会经济持续走强。

坚挺的财政体系

引发清政府第一次财政危机的因素是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白莲教叛乱遍及四川、湖北、山西，历时九年，总计消耗清政府而亿两白银。镇压白莲教起义耗光了乾隆一朝留下来的7000万存银，政府不得不征收特别税来增加额外的收入。

挺过这次危机，随后的和平时期又将政府的财政问题拉回了稳定的轨道。

清政府的第二次财政危机是太平天国起义，真正让清政府元气大伤。

太平天国起义历时十二年，期间北方有捻军叛乱，陕西、甘肃、宁夏亦有起义活动，政府不得不从各地组建、培训、调遣军队镇压，所有记录在册的战争开支加起来达到四亿三千二百八十万两，几乎相当于政府的十年财政收入。这样的支出规模已经是农业社会财政收入的极限，放在前朝早已引发全面崩溃，但清朝还是抗住了。这得益于政府本身强悍的财政消化能力，除了农业税外，洋关税、商业税也开始给政府带来一大笔税收。1840的中英战争叩开了中国的国门，也让政府开始认识到"外债"这种金融工具增强政府本身财政的抗风险能力。

中国敞开国门之后，与国外的贸易额直线上升，政府也藉此获得关税收入。关税收入的增长远超乎清政府的想象，原来除了农业税可以带来丰厚的税收外，关税也是一块大肥肉。咸丰末年，海关关税是四百九十余万两，到了宣统末年已经达到三千六百一十七万两。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征收一种叫做厘金的商业税，按照商人财产的百分之一收税，相当于现在的企业所得税。

被意外打断的转型进程

到19世界八九十年代，政府的财政体制已经初具现代化的雏形，商贸繁荣，军队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社会在往好的方向的发展。

1891年，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八千九百六十八万四千八百两，财政开支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一两，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财政收入方面，土地收入的占比已经下降到26%左右，而洋关税和商业税已经上升到总收入的18%左右。支出方面，军费支出占据48%左右，为最大开支项，清政府在发展现代军事工业的投入还是比较看重的；外债加上战争赔款的总费用占比不过5%，战争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依然可以被政府消化。

如果能有一段长期稳定的发展时期，清朝也不会那么快灭亡，甚至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1894的中日甲午战争打破了这种希望，赔款两亿两;1901年的八国联军侵华，赔款4.5亿两白银；政府财政开始向着深渊一路崩溃。这两场战争让人们彻底失去了对清政府的信心，转而支持以"革命"的方式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如果不是碰到了以"工业、商业、金融"为核心的现代化制度的冲击，清朝也有望成为像"盛唐"一样为世人所称颂赞美的辉煌时代。可惜的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清朝处在一个尴尬的节点，现代化思潮来势汹汹，传统思维和理念根本无力抵挡，而清朝的统治者没有及时跟进，错失了与世界接轨的机会。人们印象深刻的是，中华民族的近代屈辱史自清代起，而我们之所以能步入现代化是反抗清朝封建主义统治的结果。

(以上银两数据见清史稿·食货志)